全诗写景抒情都十分自然,没有造作之感。前两句景中含情,意在写节序变换容易引起人的思念。后两句借黄莺的鸣啭表达对心上人的怀想,情中有景。诗虽简练,却表达了相思之情。
冬雪初罢,树木的枝条便已悄悄绽出青青的嫩芽,冰开始消融,水面荡漾着阵阵绿色的涟漪。在这大地回春之时,每日独守空闺的思妇,也走下绣楼。她来到春天的怀抱,尽情呼吸着春天的清新空气,仿佛自己干渴的心田也得到了滋润,开始复苏。当然,在这样美好的春光里,她也绝不会忘怀自己日夜思念的夫君。她与他分手,正是“杨柳依依”的时节,她还曾亲手折杨柳为夫君送别。那柔丝千缕袅娜低垂的杨柳,正象征着他们夫妻之间缠绵缱绻、难舍难分的一段柔情。如今柳色又一次泛出了青色,自己的亲人该回来了吧?何况冰雪已经消融,可以大大减轻道途上风雪跋涉之苦。
突然,树上传来了黄英的恰恰娇啼,打断了思妇的遐思。鸟儿的每一声婉转的歌唱,在思妇听来,都是一支深情的相思之曲。《诗经·豳风·东山》末章有云“仓庚(即黄鸟、黄莺)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这是归来的征人在途中想象当初结婚时的情景“记得那天黄莺的翅儿闪闪映太阳,那人过门做新娘,马儿有赤也有黄”。也许,此处的思妇也有黄莺的鸣叫,回忆起结婚那天的种种欢悦了吧?于是,她对夫君的怀念更加深沉,对夫君归来的企盼也更加殷切,更加难以抑制了。此诗意境与《诗经·小雅·出车》的后半句有些异曲同工。《出车》里写到思妇对征人的怀念,是“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最后一章更写到“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的时节,征人终于凯旋归来。王僧儒此诗可能受到《出车》的启示,而其笔墨中,重在写思妇因春怀人之情,特别是她听到黄莺鸣叫的刹那,所产生的心理感受,这与《出车》借景喻情的手法不同。
全诗寥寥四句,前三局皆是写景,直到第四局才将相思之情略略点明,因而给人以含蓄蕴藉之感,颇具唐人绝句的风姿。明人张溥称王僧儒“诗文新丽顿挫”,于此可见一斑。
罗隐这首诗,用作者自己和孙供奉的不同遭遇作鲜明对比,以自我讽嘲的方式发感慨,泄愤懑,揭露抨击皇帝的昏庸荒诞。
诗的前二句概括诗人仕途不遇的辛酸经历,嘲笑自己执迷不悟。“十二三年就试期”,说他十多年来一直应进士举,辛辛苦苦远离家乡,进京赶考,但一次也没有考中,一个官职也没有得到。“五湖烟月奈相违”是说为了赶考,只得离开美丽的家乡。科举入仕一直是诗人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前后屏居京城十四年以上,竟日苦读,奔走科场,几乎与一切人间美景隔绝。反过来说,倘使不赶考,他就可在家乡过安逸日子。所以这里有感慨、怨恨和悔悟。
诗的后二句便对唐僖宗赏赐孙供奉官位事发感慨,自嘲不如一个耍猴的,讥刺皇帝只要取乐的弄人,抛弃才人志士。“何如买取胡孙弄”,诗人自嘲不如耍猴人,看似羡慕,实则是对君主的辛辣讽刺,其中蕴含着诗人巨大的悲愤。“一笑君王便着绯”,既痛刺唐僖宗的症结,也刺痛自己的心事:昏君不可救药,国亡无可挽回,其中蕴含着诗人对李唐江山每况愈下的隐忧。
这是一首嘻笑怒骂的讽刺诗。诗人敢于将讽刺的矛头对准高高在上的皇帝,其胆识也是难得和值得褒奖的。诗人故意把辛酸当笑料,将荒诞作正经,以放肆嘻笑进行辛辣嘲骂。他虽然写的是自己的失意遭遇,但具有一定典型意义;虽然取笑一件荒唐事,但主题思想是严肃的,诗人心情是郁愤的。
这是一首托女子口吻诉说离别相思之苦的词,离别相思是历代词篇中最为常见的内容,倘若写不出特点,是最难引起读者注意的。
开头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习见之事喻简单之理。坠落的雨点已经辞别了乌云,不可能再回到天上去,流出去的江河已经奔向了大海,不可能再流回浦口去,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习见之事,它们所比喻的道理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别时容易见时难,甚至是生死离别隔绝永无相见之期。“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把离别之苦称作”遗恨”,可见相离之长久,以秋莲比其苦,则以我心对莲心,多占了一个“心”字,这些地方都写的很细致。下片写的是为排除相思之苦所作的尝试和努力,这其中颇有起伏和曲折,亦可见小晏笔法之巧妙。先是打算歌唱以抒发,这是有古语可凭的,“悲歌可以当泣,遥望可以当归”么,可是,“忍恨不能歌”,未曾开口,已经恨如雨下了。于是,退而诉诸丝弦,“试托哀弦语”,而且在哀弦之中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也得到了允诺,“弦语愿相逢”,说的正是丝弦弹出的曲子之中也含有祝愿相逢的美意。明知这只不过是宽慰之意,却也不肯放弃这一丝微弱而渺茫的希望。“知有相逢否”,最后的疑问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那一丝希望。
这首词描写的是一个在外从军之人思念家人的情景。
全词可分为两部分。前三句为上片,写的是战争前的忆家的情状,下片写的是经过厮杀战后后恋家的情景。虽有两片,但却由一“愁”统辖。首句“欲寄愁心朔雁边”直抒胸中压抑长久的“愁”。在萧索荒凉的边塞,“愁心”无法寄送,秋日望见大雁,词人不由心生此意。因“愁”而生忆,忆及当年离家别亲凄惨的别宴,恰如就在昨天,故而愁心更添一层愁。独饮浊酒,更添愁绪,所谓“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又有“浊酒一杯家万里”,所以愁情更浓更远。远处美好的灿灿黄花,给词人视觉上的亮色。一片荒芜之中,突见生机勃勃的黄花,犹如无垠沙漠里的一汪清泉,给人欣喜,却也是如此短暂,欣喜过后是无尽的苦楚。这里,以艳丽的黄花来反衬词人的内心无比凄凉。
下片中,思绪未定就不得不投入战斗。战斗知道傍晚,片刻的修整,望着受伤的战友,情感徒然升华,由上片的只是内心愁绪,变为内心的担忧。古来战争,从来都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残酷,让词人心内生忧。在这里,词人虽无直抒胸怨,但怨气慢慢升起:亲人别离,生死未卜,隐隐的表达了对战争的不满。
全词仅四十二个字,却刻画出多个画面。词人善于运用意象,别具一格,给人不一般的画面感觉。情感表达也是由浅入深,进而有一种隐怨在内。意象结合出的景与词人所要表达的情,相互融合,情景交融。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