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此诗虽然不是什么“刺王”之作，但却反映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还是有其认识意义的。
首章直述怀念祖先、父母之情，这是疾痛惨怛的集中表现，也暗含着今不如昔的深切感慨。二章感伤兄弟们的纵酒，既有斥责，也有劝戒，暗示他们违背了父母的教育。三章言代兄弟们扶养幼子，教育他们长大继承祖业家风。四章述自己操劳奔波，以慰藉父母在天之灵。五章说明自己贫病交加，又吃了官司，表现出对命运难卜的焦虑。最后一章，总括了自己诚惶诚恐、艰难度日的心情。各章重点突出，语意恳切；全诗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即使从语言的使用上来看，质朴而又整饬，在雅颂作品中是颇为别具一格的。
作者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时，虽然是以诉说为主，但并不是平铺直叙、直来直往，而是采取了意味深长的比兴手法，使读者感到作者的每章诗意都是在因物起兴、借景寄情。第一章以斑鸠的鸣叫、翰飞、戾天来反衬他处境的艰难和内心的忧伤；第二章以“齐圣”之人的“饮酒温克”来对比自己兄弟的“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第三章以“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来比喻自己代养兄弟们的幼子；第四章以鶺鸰的“载飞载鸣”来映衬自己“夙兴夜寐”地“斯迈”、“斯征”；第五章以“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来象征自己“填寡”而又“岸狱”的心态和心情，都写得那么生动形象，贴切真实，耐人咀嚼和回味；至于第六章连用三个“如”字，更把自己“惴惴小心”、“战战兢兢”的心境描绘得形神兼备，真切感人。作者的感情是沉重的，但表现得却十分活脱、鲜明和生动，这在雅颂作品中也是别具特色的。
总之，《小雅·小宛》在内容主题上是今人比较难于索解的，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是比较优秀的。
勤政楼原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建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位于长安城兴庆宫的西南角，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
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旧历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此楼批准宰相奏请，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并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舞于勤政楼下，又于楼中赐宴设酺，“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千秋节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佳节。然而由于玄宗晚年“勤政务本”早成空话，到安史之乱爆发，只得被迫退位，唐王朝江河日下，千秋节也随之徒有虚名了，甚至连当年作为赠送礼物的承露丝囊也见不到了。诗的第一句说佳节空在，是总论，第二句说丝囊已无，则是抓住了“承露囊”这个千秋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品来进一步补衬，使得“名空在”三字具体着实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写诗人移情于景，感昔伤今。杜牧善于以诗论史，借古讽今。“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这两句采用《诗经·王风·黍离》的笔法，用宫院中的植物茂盛生长暗示王朝兴衰之意。
《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金铺，是大门上的一种装饰物，常常做成兽头或龙头的形状，用以衔门环。用铜或镀金做的，叫金铺，用银做的叫银铺。紫苔是苔藓的一种，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两句诗从表面看，写的是景，是“勤政楼”的实景，但细细体味，就会感到这十四个字，字字都饱蘸了诗人感昔伤今的真实情感，慨叹曾经百戏杂陈的楼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竟变得如此凋零破败。可以想象，当杜牧走过这个前朝遗址时，所看到的是杂草丛生，人迹稀少，重门紧闭的一片凄凉景象。
诗人不写别的，偏偏从紫苔着笔。这是因为紫苔那无拘无束，随处生长，自得其乐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了他此时惨淡失意的心情。失意之心对得意之物，自然格外敏感，体味也就更加深刻了。
作者以紫苔见意，又从紫苔说开去，用紫苔的滋长反衬唐朝的衰落，小中见大，词浅意深，令人回味。说紫苔上了金铺，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年威严可畏的龙头兽首，而此时绿锈满身，如同长满了青苔一般，这就进一步烘托了勤政楼被人遗忘而常年冷落的凄凉衰败的景象。这里，“偏称意”三字写得传神，“偏”，说明万物凋零，独有紫苔任情滋蔓，好像是大自然的偏宠，使得紫苔竟那样称心惬意。这笔法可谓婉曲回环，写景入神了。
这首诗是诗人在极度感伤之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的是此刻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此时紫苔之盛，实际上使人愈加感到“勤政楼”此时之衰。一衰一盛，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咏荔枝》诗看似寻常却奇兀，正确理解“可怜”一句，是准确把握全诗寄托所在的关键。一般人都把“可怜”理解为“哀怜”，那不但是对诗人匠心的隔阂，更是对诗人襟抱的无知，丘浚从小就胸怀“遥从海外数中原”（《五指山》）、“应须一口吸江湘”（《海》）的雄心大志，对生在海南长在海南充满着自豪和自信，没有丝毫的自卑，绝不会作怨天怨地的可怜相。他志大才大，深受时人器重推荐，使他少年得志，一路春风得意，从一介书生做到中央高级长官。绝不会有怀才不遇的天涯沦落人的失落感。
所以，“可怜”在这里只能是爱怜之意。“可怜”作“可爱”解古已有之。如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唐·杜牧《睦州四韵》：“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宋王安石《北堂》：“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据此，末两句是说，海南荔枝之所以天生就具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甜美味道，是因为它长在得天独厚的海之角天之涯，才能生就如此无以伦比的天然美质，才能这样加倍招人喜爱和受人青睐。只有在天涯海角这片得天独厚的热土上，才能生长出海南荔枝这种无比珍贵的天然美物。诗人对海南荔枝这种无以复加的嘉许推崇，其中正寄托着诗人对海南故土的无以复加的厚爱与眷恋。而这种寄托又妙合无垠，自然巧妙，更显得意蕴深厚意味深长，既深得风人之旨又深得咏物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