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老来贫困实堪嗟”，说是“实可哀叹”，实际上哀叹的意味不足，嘲弄的色彩极浓。“寒气偏归我一家”，上天如此不公平，已于自怨自艾中，透出自我嘲讽之情，随后又推出一个形象鲜明，让人啼笑皆非的比喻：“无被夜眠牵破絮，浑如孤鹤入芦花。”诗人晚年独处犹如“孤鹤”，破絮灿然如“芦花”，老人拥破絮独卧，简直“浑如孤鹤入芦花”。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了。
显然，此诗的最大特点在于：谐趣。谐趣是人类最普遍的美感活动，因此也最富社会性。《文心雕龙》：“谐隐”篇释“谐”：“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即是着重谐的社会性。俗俚之人喜欢“谐”，高雅之士也不能与“谐”完全绝缘，所以，诗的阶趣有雅俗共赏之妙。诗最忌打油与轻薄， 因此，诗是最不易“谐”的。有的诗诙谐成趣，臻于诗的胜境；有的谐而无趣，流于诗的瑕疵。林古度这首诗就是“寓庄于谐”，使二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首先，它在形象选择上是有深意的。把孤身比作“孤鹤”，以显其品德，气节之高尚。鹤的志行高洁，既不同于燕雀之龌龊。又迥异于枭鸟的暴戾。林古度这只“孤鹤”，尽管“老来贫困”，“寒气”逼人，但矢志不移，不为所屈，这又显其民族气节的坚贞和乐观精神，这些极其庄重的内容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在表现上它采用了诙谐、幽默的语言形式。鹤不是配以青松，而是杂以芦花，老人拥破被败絮而卧，“浑如孤鹤入芦花”，这就给涛带来了十分隽永的谐趣。表面上滑稽，骨子里沉痛，表面上幽默，内里出之于至性深情。生活是复杂的，感情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也有各种形态。同是悲哀不一定都痛哭流涕。悲哀时可能笑，快乐时也可能哭。有人倾诉苦难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有人却把困苦拿来消遣，或愤世嫉俗，或更加坚定、乐观。林古度以幽默的语言，运用解嘲的手法表现他的贫困生活，从而使其坚贞的气节，乐观的精神，沉痛的感情，诙谐的态度达到完美的统一，诗篇大有谐趣，引人感奋无穷。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这首《浣溪沙》继承了传统诗词写作一大风格，便是情感女性化。
这首词是以词人妻子的角度写，通过描写妻子对词人的深切怀念来表达词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全词在情感上收放并进，虽词浅意显，却更显得情深意切。从总体上开，全词在“怕”、“闲”、“厌”三阶段情感递进中上升。
上阙“泪渑红笺”起首，基本奠定全词的格调。“泪浥红笺”是一种情感的外放，在情感统摄上，有开门见山的优势。接着写“娇鸟”、“唤人”，却“怕开窗”，这时，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较之“泪浥红笺”，相对内敛一些，用“怕”来表现内中矛盾，她大抵会黯然神伤：“此遭启窗开，只怕又是，一番空倚栏。”接着情感益发收了一番，用了“闲”这开似无情感的词。然而这“闲”是藏着极深沉情感的，“闲”与“好时光”的交织，让她无比无奈与痛苦。
下阙并未脱离上片的情感轨迹。第一句“屏障厌开金碧画”中的“厌”字，是全词情感的最高点，余下几句，尽是这时情感飞瀑直泄而下的水流，“罗衣犹觉寒”，“眉谱无心思”。“厌”字较之“泪”、“怕”，更为深沉，所以内敛得也最深。这时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只是一个“无心”，对那些氤氲的沉香、华丽的屏画、缤纷的眉谱等，就因一个“厌”，不闻、不开、不画，无有适意，无不伤怀，开似“天命无常，人事随兴”，其实心中的情感确是最为激烈的。这种“非我所爱，皆我所恨”的细腻而激烈的情感，逐渐从词中表现出来。
回开全词，词人在情感处理上颇有一些小心思。在情感的处理手段上，采用“收”的方法，而情感的表现上，却是念人伤怀，愈感愈深，递相深进地“放”。这首词很短，可谓“小制”，然情感上却收放并进，读之味足，感慨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