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对梅花的色、香、形的描写，赞美梅花的骨中香彻与别有情致。
上阙写梅花如雪的颜色与透骨的清香。“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三句集中笔墨，用重复叠句而略更数字的方法极写梅花颜色的奇绝。突出了梅花颜色的与众不同。“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三句与前三句运用了相同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梅花与众不同的另一个方面——香，告诉人们，梅花的清香不是从花蕊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从花萼散发出来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突出描写了梅花的香彻透骨的特点。与“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联系起来看，上下两联似对非对，遣词灵动，看似无意，实则工于运笔。
下阙写以山桃作比衬，刻画梅花神韵和品格。“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山桃花衬托梅花非凡的神韵。梅花非但独占了小溪的轻风和明月，还将那鲜艳无比的红红的山桃花羞怯惭愧得减损了几分颜色，可见梅花的气质和神韵的超凡脱俗。“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写梅花的另一大特点，纵然枝叶花影稀疏，清香淡淡，最终还是别有一番媚俗之花所不能与之媲美的超凡情致，枝疏有疏落横斜篱落之韵，香淡有清香淡雅之美，这便是梅花高洁的品格。
在这首咏梅词中，词人写的是梅花的非凡的神韵和高洁的品格，实际也是自己所向往的人格的写照，词人在梅花的高洁的品格中寄托了自己的志趣和情操。
《玉京秋》为周密自度曲，词咏调名本意。音韵谐美，别具声情，值得治词乐者重视。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吴文英《唐多令》），知秋之为秋者，莫若游子羁客。刘禹锡《秋风引》所云：“何处秋风至……孤客最先闻。”亦同此意。玉京，长安，并指首都临安。词人独客杭州，西风又至，心绪黯然，遂琢此词，以写其悒郁之怀。
上片以景起意。“烟水阔”三字，起得高健。将一派水天空阔、苍茫无际的寥廓景象，尽收笔底，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广阔的背景。接下“高林”、“晚蜩”二句，一写目见，一写耳闻。寓情于景，境殊依黯。“弄”字是拟人的笔法，将落日的余晖依偎着树梢缓缓西沉之情态，表现得十分生动。好像是在哀伤白昼的隐没和依恋这逝水的年华似的。物与我，审美的主体与客体，就这样交融在一起了。草窗词工于炼字，即此可见一端了。“蜩”即蝉。寒蝉凄切，哀音似诉，与烟水残阳相映衬，便觉秋意满纸、秋声欲活了。
“碧砧度韵，银床飘叶”，意工句稳，是声色兼胜之笔。砧，指捣衣之石。因其漂没绿水之中，故冠以“碧”字美称之。因物赋形，便觉新而不怪。“度韵”，指有节奏的捣衣声响，荡漾水际，富有韵律的美感。“银床”，白石砌成的井栏。“银”谓石之白，与碧砧相对，用字殊炼，刷色尤为韶蒨。
“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俨然一幅秋宵觅句图画。衣湿、露冷，言伫立之久。秋雪，芦花也，即所采之凉花。湿、冷、凉诸字，皆写人之感受，复笔描摹，愈见心绪之凄苦。以上种种描写，只在烘托环境。“叹轻别”以下三句，才点出心事。却又轻叩即止，不作更多的剖露。用笔吞吐，欲落不落，正是婉约派词人家数。“砌蛩”，指蟋蟀，鸣于秋间，其音凄切，能动客子之乡思。草窗用在歇拍处，上承“幽事”，不必说明，意已反透。
过片“客思吟商还怯”，紧承“砌蛩”，是将词人的乡思与秋虫的清吟打并一起的手法。“怯”字很有力度。“不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韦应物《鹧鸪诗》）此其所以“怯”欤？“怨歌长，琼壶暗缺”二句进一步抒写恨情。“怨歌”，相思之歌也，仍从虫声引出。梁简文《筝赋》：“奏相思而不见，吟夜月而怨歌。”为其所本。周邦彦《浪淘沙慢》：“怨歌永、琼壶敲尽缺。”用写别情。唾壶击缺，本王敦事。敦咏“老骥伏枥”以铁如意击节而唾壶尽缺。草窗融化而出之，换一“暗”字，便有翻新之妙。陈廷焯所言：一‘暗’字，其恨在骨。”是也。“翠扇”、“红衣”宕开一层，转写外景。许浑《秋晚云阳驿西亭莲池诗》：“烟开翠扇清风晓，水乏红衣白露秋。”写盛开之秋荷。此处则“恩疏”、“香褪”，写败残的莲花。入耳之秋虫，尽成怨曲；入目之秋花，并作愁容，这凄凉况味的确是够折磨人的了。“翻成消歇”者，兼此二者而言，是并上述唧唧之秋虫与枯荷败叶也都荡涤一尽。这是深秋的光景了，其搅动人的乡愁也愈益浓重。“玉骨”二句，托体甚高。谭献云：“南渡词境高处，往往出于清真。‘玉骨’二句，髀肉之叹。”（《潭评词辨》）“髀肉复生”，是刘备慨叹岁月蹉跎、功业不立之言，语出《三国志》。草窗用此，意涉多重：“玉骨瘦来无一把”李商隐《赠四同舍诗》），用指体瘦。而“闲却”云云，则是功名未立之叹。而托辞微婉，寄兴遥深，此其所以为高。结拍二句“楚箫咽，谁寄西楼淡月”，是以远处的箫声，来唤醒词人的沉思，来衬托游子的孤寂。是谁在西楼的淡月中，吹奏呜咽的洞箫呢？以动映静，益增凄然之感。不唯切合题面，尤有兴象空灵，风致超诣之妙。陈廷焯云：“此词精金百炼，既雄秀，又婉雅。”推许备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