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晋献公有九子,因听信宠妾骊姬之谗,改立其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即晋文公)出奔蒲,献公命寺人披攻打蒲,重耳越墙而逃,被披追上砍掉一只袖子。晋献公死,重耳的弟弟夷吾继位而为惠公,惠公又派披到狄追杀重耳,重耳再逃,流亡国外十九年后回国为晋文公。又遭惠公旧臣吕、郤谋杀。
这篇文字写了寺人披——勃鞮(di)向晋文公提供情报、助其避难平乱的过程。勃鞮应是晋文公的仇敌,但是重耳逃亡十九年,历经事件不枚胜数,在不同的过程中,其宽阔的胸襟所展现出的人格力量,和应对事件的谋略所预示的必能振兴国家的前景,使各类的人物,在他入主晋国之初,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勃鞮就是第一个。他得知叛乱的确切情报,也认定了即使是不以此觐见,晋文公也能够不计前嫌,最起码是不会杀了他。事情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想,也使他决心投靠重耳。这一起个人恩怨的理智处置,为晋文公赢得了时间,使他能够在紧急的关头避离,最后借助秦穆公镇压了叛军;也为他随后一系列稳定政局的策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文中几位主人公,即晋文公、勃鞮、秦穆公、吕甥、郤芮,我讲《阴饴甥对秦伯》一文时,曾有简略的介绍,这里,对他们整体的状况,以及在该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一个梗概的说明。
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时他已经成人,很有贤名,身边逐渐聚集起一些贤士辅助。后来晋献公宠爱骊姬姐妹,准备废掉太子申生,这也牵涉到申生的弟弟公子重耳、夷吾,重耳为避开骊姬的谗害,他带兵离京守备蒲城。申生自杀后,晋献公派兵讨伐蒲城,宦官履鞮——即本文的另一主人公勃鞮——率军攻入蒲城,并逼迫重耳自杀。危机中重耳逾墙逃命,履鞮去追捕,却只割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逃到母亲的娘家狄国,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了。
五年后晋献公死,里克杀了骊姬姐妹的儿子奚齐、悼子,要迎接重耳为君,重耳斟酌后谢绝了。于是他们迎接另一位公子夷吾继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畏惧重耳的名望,又派履鞮带领壮士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与谋士赵衰商议,狄国太小很不安全,最重要的是无力辅助他们,决定去投奔齐桓公。重耳与赵衰曾在狄国娶妻,她们是姐妹二人:季隗(kui)和叔隗。辞行时重耳让其妻耐心等候二十五年,如还不回来任凭其嫁人。季隗说:“这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也成材了,放心,我等你回来!”
在齐国,齐桓公厚待重耳一行,并选王室的女子婚配给他,这就是后来的齐姜。齐桓公死后,虽然国内战乱不断,但后来的国君也很敬重重耳,给予他优厚的款待,重耳又很爱齐女,就不顾齐已无力帮助他的现实,再也不愿离开齐国。齐女大义凛然,规劝重耳:“你是一国的公子,被迫害才来到这里,那么多的贤士为了你奔命。你不想回去,为安逸不能回报他们的苦心,我都为你害羞!现在还不行动,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大业?”她和赵衰等商议,借机将重耳灌得大醉,放置车上一行人疾驶,待重耳醒来已经出了齐国。重耳大怒仗剑要杀咎犯(另一贤士,重耳的舅舅),咎犯说:“你成了大事,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重耳冷静了下来,仍然狠狠地说:“大事若不成,我吃舅舅的肉!”咎犯回答:“要是成不了大事,我的肉是又腥又臊,怎么能吃?”
一路上,他们途径卫、曹、宋、郑等国,有礼遇也有冷落,最后到达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的礼节厚待重耳。过了几个月,晋太子圉逃出了秦国,秦穆公大怒,下决心迎接重耳以帮助他入主晋国。楚成王为重耳分析了形势,力促他依靠秦穆公,厚送他赴秦。见到重耳,秦穆公说:“我知道你是急于回国的。”重耳和赵衰再拜:“我们仰望君王,如同禾苗盼着春雨!”秦穆公送怀赢等五女给重耳,开始重耳不想接受(因为涉及怀公姬圉),谋臣们说:“他的国家都将属于我们,何况他的妻子!不能只拘小节。”
晋惠公死晋怀公继位。秦穆公发兵送重耳归晋,晋国的大臣多欢迎重耳,只有晋惠公的宠臣吕甥、郤芮不附。秦军渡过黄河,围困令狐,晋军屯于庐柳对恃。后来由咎犯出面,与秦晋大夫会盟,重耳入晋师、入曲沃、入武宫,逃亡在外十九年,即位为晋文公已六十二岁了。怀公圉逃亡到高粱,被晋文公派人刺杀。
吕甥、郤芮不愿附和晋文公,谋划在晋文公还没有稳住局势时,率军焚烧王宫杀重耳。其阴谋被勃鞮得知,于是有了下文:
吕甥(即阴饴甥,晋惠公、晋怀公的旧臣)和郤芮担心被害,就准备孤注一掷,焚烧王宫杀死晋侯。这时宫人勃鞮(寺人:即后世所说的宦官,披:即勃鞮,亦称履鞮)求见晋文公。但是文公派人斥责(让)他,并推托拒绝相见。来人传达晋文公的话:“在蒲城那一仗,君王命令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一夜,你(女:古通汝)是当天就赶到了。我跟狄国国君在渭河边打猎(田,古通畋:tian打猎),你奉惠公命令赶来设计谋杀我,他所允许的时限是可以过三夜,你却第二天晚上就赶到了。虽然是有君王的命令,可你怎么那样行动迅速呢?那只衣袖(祛qu)现在我还存着呢,你赶快跑吧(别等到我后悔,那就会杀了你)!”勃鞮回答说:“我以为您进入国内掌权,就已经懂得了作国君的道理了。如果(若)仍然还没有明了,就还要遭遇灾难啊!对君王的命令必须要专注,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为国君除掉他所憎恶的人,执行者只能是全力以赴。至于这人是蒲人还是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您现在即国君之位,难道就没有蒲城、狄国的仇人了吗?齐桓公能放下被射中带钩的恩怨,拜管仲为相,您如果和他不同(不是胸怀宽阔),那何劳您命令(我走开)呢?要走的人还很多,岂止仅仅是我这受过宫刑的臣子呐!”
于是晋文公接见了他,勃鞮把将发生的灾难告诉了文公。晋文公秘密地离开晋国,到王城会见了秦穆公。三月底晋国王宫起火,吕甥(瑕:一说是吕甥的封地邑名,但是他原封地应该是阴邑;另说阴饴甥复姓瑕吕)、郤芮没有抓到晋文公,就追到黄河边,秦穆公设计骗其进入王城,扑杀了他们。
寺人披说服了晋文公,使得国家又避免了一场动乱。晋文公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和齐桓公应属比肩,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齐桓公也曾流亡国外,回国即位途中,被管仲箭射带钩,及至管仲被押解回来,桓公却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拜其为相国,奠定了他称霸诸侯的人才基础。重耳即位时所面临的状况和齐桓公类似,百废待兴、政局动乱,而且他已经是六十三岁,能用的时间无多。但是磨难赋予了他智慧和经验,也为他拓展出了博大的容量。在国家和个人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正是这一切,给了他理智、机遇、灵感、对策和最后的胜利。晋文公开始听说勃鞮来,动怒但没有报复,只是劝其逃走——晋文公也是常人,有着人所共有的情感:“别呆在这里了,也许我一会儿越想越恨就杀了你”——胸襟的容量已见端倪,也正是这一表现,才使勃鞮放心了:重耳确是大贤!才讲出了一番大道理,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晋文公才能涉险无虞。勃鞮的归附,使得晋文公更加明确了,要振兴晋国,必须团结臣民安抚人心稳定政局。秦国的军队,可以帮他打下江山,可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则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借助秦穆公杀掉吕甥、郤芮后,立即颁发赦令:在献公、惠公、怀公时期直至此次叛乱中,晋国官员和其他人等,无论他是否吕郤二人的同党,对其任何作为一律不咎既往,都仍在原位供职。但是晋国上下还是人心惶惶。可想而知,重耳受尽迫害,在国外流亡十九年,国内的官员大多是反对派。
这时小吏头须求见。这个头须,原是跟随重耳逃亡的人,管理一应的财物。在重耳离开齐国的时候,他动摇了。现实明摆着,就凭着这一班人?复国必将是遥遥无期,住在齐国还能安逸温饱,偏偏要跑出来,真是上宾不当去做流浪汉。于是头须卷走了财产悄悄回到晋国。使得重耳两手空空,在曹、宋、郑国备受折难。头须在赦令颁发后——他倒是谨慎,不像勃鞮那样冒险,有赦令在,最少是确保了自己项上的人头——看出了赦令的成效不佳,就仿效勃鞮来见晋文公,说:“你若继续信任、使用我,人们就会认定:‘对战时谋杀他的勃鞮、危难中抛弃他的头须,国君都能任用,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局面就会稳定下来。”晋文公大喜,就仍然让头须为他驾车,也即亲兵,出入都和重耳同行止。这在晋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知道晋文公不计前嫌,胸怀宽阔。使恶意的流言自灭。
晋文公打开了局面,秦穆公很高兴,将文赢送来团聚。重耳在蒲城的儿子姬欢,献公征剿时躲入民间,其母死难而姬欢幸免。不久也来都城相聚,文赢认他为己子,被晋文公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晋襄公。狄国国君送来季隗,齐国也送来了文姜。晋文公把她们的事情说给文赢,尤其是文姜大义责难和设计,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文赢十分赞许她们的品德,并坚持让正位给文姜。开始重耳未答应,文赢请求秦穆公帮助,才最后定了下来。
“读史使人明智。”从历来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应该已经读出应该怎样对待前年的仇敌。个性化的语言使我们看出了晋文公的宽容大度,捐弃前仇,化敌为友的胸怀。而寺人披又是随机应变,机智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晋文公,以前自己的攻打对象能够毫无保留的诉说自己所知的情报,体现了待人的真诚,是何等的为人境界!文章虽然不长,但是精简的笔墨描绘将来龙去脉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