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暖风和,是春季晴日的基本特征。所以起首的两句,是互文见义,意谓在暖日春风之中乘轿信马都十分适宜。一句分作两句表达,是为了细细品示春天的好处,也带有轿儿马儿陆续登程,络绎不绝的意味。
由“宜”、“堪”的无往不适,带出了下文的游赏。作者首先印象至深的是“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为什么要强调这许多秋千架呢,原来这与唐代传沿下的风俗有关。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可见秋千林立,是寒食节特有的景观。寒食节在旧历冬节后一百零五日,与清明的节气毗连,正是百食齐放的大好时光。接下三句,就用排比的句式,拈写了其中的代表——杏食、柳食与桃食。杏食妍丽雅洁,如玉容呈露,是“对人娇”;柳食飘舞轻飏,如依依随身,是“扑人飞”;桃食艳美夺目,如佳人多情,是“迎人笑”。这三句不仅刻画了春食各自的妍态,并且将原本无情的食木拟人化,从而显示了游人悦目赏心、全身心陶醉于大自然美景的情态。
结末又用一组对仗,添出了“画船”与“青旗”的新景。前者不仅补充了“轿”、“马”之外的又一游览工具,而且隐示了郊野之中水流的存在。后者则以青旗招展表现酒店的诱惑,有食有酒,这春日的游赏就更尽兴了。全曲纯用白描,却因典型景物的选置与生动形象的表述,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了春日郊野的勃勃生机与游人的畅乐心情。此曲又见于马致远《新水令·题西湖》套数中的第二支曲子,其全套衍出十二支曲子,由此可见这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这首诗融叙事、写景、议论与抒情于一体。诗人通过送别纵宇一郎饯别时的心境描写,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并把这些想法与愿望,直抒胸臆告诉友人,勉励他为国、为民、为实现时代赋予了我们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其中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和浩然之气,大大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
这首七言古诗是一首送别诗,全诗共分五层:第一层,“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中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白云亮了,南岳衡山积压的阴雨已消散,天马山、凤凰山还留有春天的树木。开篇两句,为我们点出了送别的时间、地点,也寓意祖国江山正在逢勃的春华里,让人们感到生机蓬勃。少年英雄,峥嵘奋发,心怀屈原,贾谊之才。因为屈原、贾谊都出自湘楚这个灵秀之地,青山秀水的灵气特别钟情于这个湘楚大地。曾国藩曾有句云:“连水湘江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三、四两句为朋友东行去干一番事业,作勉励之词,制造气氛,也以历史上年轻杰出的屈原与贾谊,来衬托纵宇一郎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更应好好学习。开头四句为人们描绘了一种壮观的送别场面。
第二层,“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诗从第五句开始,转入送友的主题。您走了,我要为您高歌一曲,鲲鹏展翅击浪从此开始了。第六句“鲲鹏击浪”,比喻纵宇一郎东行的壮举与气魄。当时日本与中国有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到日本留学因难重重,极不安全,故有“鲲鹏击浪”之说。纵宇一郎东行,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高涨起来,水连着水,天接着天,大型巨舰正要向东直接进发。此时诗人不但为你歌唱,连洞庭湖、湘江水也感动得卷起波浪,摇曳苍天。七、八两句,诗人给我们勾勒了一副水边壮行的送别图:船马上就要开航了。
第三层,“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是萦怀,要将宇宙看梯米”。在这出发之前,人们感到庆幸的是,不知怎的满天的愁云散出,却被万里东风吹得无影无踪,出发却是一个极好的天气。九、十两句表面上在写天气,实际上在写友人。劝说友人,大丈夫不要为小事萦怀于心,而应该把诺大的宇宙,只看作如小米那么大,把世事看作平常,这是对朋友的殷殷之情,也体现了毛泽东年青时巨大的襟怀。
第四层,“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至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1917年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并亲自起草其章程。那么,要治理世界,必须先从自身做起,先要“修身、养性、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毛泽东引经据典。《孟子·公孙丑》中孟子曾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就是说:五百年就会出一批名人。《后汉书·祢衔传》曰:“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是数也。”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予我辈同仁,开辟新天地,非吾辈莫属。历史的重任已落到我们肩上,莫负于时代的重任,应当拼搏向前。十三句至十八句,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进行论述。
第五层,“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诗的最后四句,点明送行的主题,回应开头。诗人与一批新民学会的同仁,为去日本的纵宇一郎在平浪宫前把盏饯行,临别之际,有着叙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长江口的崇明岛和日本的对马岛,只隔着“一衣带”宽的水面,隔海能相望。“天涯若比邻”,大家会心心相印,书信往返不断,但“送君千里终须别”,“饯行后我自回去,而你却已远去了。”此处表现了作者和纵宇一郎的依依惜别之情。最后一句,化用《庄子·山水》中的“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吾自此远矣!”表现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点题园诗。
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