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托物寄兴的诗，没有什么艰涩的意象，很清新淡雅，并且浅近直白。诗人借菊花以自比，在诗词中属于香草美人笔法。
首联诗人先描写故园中的菊花淡放的情形，开得并不张扬，而是淡淡的幽然的开放，而且开得那么突然，所以颔联写它就好像是一夜的霜降后从天空坠落一般。写出了菊花高傲的品质，不铺排张扬，但是却内涵丰沛，在单淡然中凸现其品质。
后两句是诗人的托物起兴，以菊花自比。颈联写到多少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估计诗人自己也在内吧，尾联写尽借篱落看秋风，篱落是指篱笆，记的范成大在他的一首诗中提到篱落，“日长篱落无人问”。沦落天涯的文人骚客从这篱笆里面的开放的秋菊中看尽了浓浓衰飒的秋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陶渊明以来，菊花就是隐士、高洁的象征，诗人就是借菊花表现自己的高洁品格。
这首词触眼前之景，怀旧日之情，此词为王雱怀念妻子所作，表现了伤离的痛苦和不尽的深思。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上片第一句“杨柳丝丝弄轻柔”，柳条细而长，可见季节是在仲春。“弄轻柔”字写杨柳在春风中轻摇的柔美，分外点出垂柳初萌时的细软轻盈、盎然春意。以“烟缕”来形容轻柔的杨柳，大概是由于四月的时候，垂柳的顶端远远望去，宛如一抹浅绿的烟云。杨柳如烟这个比喻并不新鲜，但“烟缕织成愁”，则出语新奇，耐人寻味。如烟的垂柳和心中的愁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却用一个“织”字将二者绾合，仿佛杨柳能通晓人性。“愁”字的出现．为整首词披上淡淡哀愁的羽衣。然而这忧伤从何而来，词人并未解释。只是在写完垂柳之后，他将笔触转向春日的另两种花朵：海棠与梨花。
“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雨”“雪”都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这句的意思是说，海棠的花瓣还未像雨点般坠，。梨花的白色花瓣已经如雪花般纷纷飘落。由此知道，原来春天已经过去一半了。在韶华易逝的感喟中，词人不禁触目生愁。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原来有一段值得留恋、值得追怀的往事。但是年光不能倒流，历史无法重演，旧地又不能再到，则只有凭借回归的魂梦，围绕于女子所居的值得怀念的地方了。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词人的相思之情，只有借丁香和豆蔻才能充分表达。这分明就是在感叹自己心底的深情正像丁香一般忧郁而未吐，但又是非常希望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像豆蔻一般共结连理。整个下片的意思是说，尽管一切的梦幻都已失落，然而自己内心缠绵不断的情意依然专注在那个可人身上，真是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境界。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