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在大自然众多的景物中，雪可谓得天独厚。她以冰清玉洁的天赋丽质，装点关山的神奇本领，赢得古往今来无数诗人的赞美。在卷帙浩繁的咏雪篇章中，白居易这首《夜雪》，既没有色彩的刻画，也不作姿态的描摹，初看简直毫不起眼，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它凝重古朴，清新淡雅。
这首诗新颖别致，立意不俗。咏雪诗中写夜雪的不多，因为雪无声无味，只能从颜色、形状、姿态见出分别，而在沉沉夜色里，人的视觉全然失去作用，雪的形象自然无从捕捉。然而，富于创新的白居易正是从这一特殊情况出发，跳出人们通常使用的正面描写的窠臼，全用侧面烘托，从而生动传神地再现出一场夜雪来。
“已讶衾枕冷”先从人的感觉写起，通过“冷”不仅点雪的存在，而且暗示雪大，因为初落雪时，空中的寒气全被水汽吸收以凝成雪花，气温不会骤降，待到雪大，才会加重空气中的严寒。这里已感衾冷，足见落雪已多时。不仅“冷”是写雪，“讶”也是在写雪，人之所以起初浑然不觉，待寒冷袭来才忽然醒悟，皆因雪落地无声，这就于“寒”之外见出雪的又一特点。此句扣题很紧，感到“衾枕冷”说明夜来人已拥衾而卧，从而说明是“夜雪”。“复见窗户明”，从视觉的角度进一步写夜雪。夜深却见窗明，正表明雪下得大、积得深，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亮光。以上全用侧面烘托，句句写人，却处处见出夜雪。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里仍用侧面描写，却转换角度从听觉写出。传来的积雪压折竹枝的声音，可知雪势有增无减。诗人有意选取“折竹”这一细节，托出“重”字，别有情致。“折竹声”于“ 夜深”而“时闻”，显示了冬夜的寂静，更主要的是表明了诗人的彻夜无眠；这不只为了“衾枕冷”而已，同时也传达出诗人谪居江州时心情的孤寂。由于诗人是怀着真情实感抒写自己独特的感受，才使得这首《夜雪》独具一格，诗意含蓄，韵味悠长。
全诗布局井然，层层推进，从触觉、视觉、听觉三个层次叙写，一波数折，曲尽其貌其势、其情其状。结尾句以有声衬托无声，使全诗的画面静中有动、隽永清新，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万籁俱寂、银装素裹的清宁世界，诗人彻夜无眠的孤寂也表露无遗。这首小诗充分体现了诗人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全诗诗境平易，浑成熨贴，无一点安排痕迹也不假纤巧雕琢，这正体现白居易诗歌一贯的风格。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