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太史公司马迁说：学者多称赞五帝，久远了。然而最可征而信的《尚书》，记载的独有尧以来，而不记载黄帝、颛顼、帝喾。诸子百家虽言黄帝，又涉于神怪，都不是典雅之训，所以当世缙绅们都不敢说，不可以取以为证啊。孔子所传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虽称孔子所传，但儒者怀疑不是圣人之言，所以不传以为实。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海，南到江淮，我所经历的地方，所见过的长老，往往称颂黄帝尧舜的旧绩与其风俗教化，固来与别处有所不同。那么别的书说到黄帝的，也或者可以为证。总之，大要不背离《尚书》所记载的接近这些。我看《春秋》《国语》，这两篇发挥阐释《五帝德》《帝系姓》很彰著。顾儒者但不深考而且有的不传讲。这两篇所发挥阐述得很显著，验之风俗教化固然不同一般，都是事实，一点也不虚。况《尚书》缺亡的内容多了，岂能因为它缺亡而算了呢？它所遗失的，像黄帝以下的事情，就时时见于其他的传说中，如百家《五帝德》之类，都是其他学说。有怎么可以因为缙绅难言，儒者不传，而不选取了呢？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人，不能择取。而浅见寡闻者本来就难为它讲说。我按照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次序，选择其中语言比较典雅的。所以写成本纪的开头。
注释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因他曾任西汉太史令。
《史记》各篇多有“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对史实加的评论。
《尚书》：即《书经》，简称《书》，我国最早的史书，是有关尧、舜、禹史事和商、周帝王言论及文告的历史文献汇编。
百家：《汉书》卷三?《艺文志》记载有《百家》篇三十九卷。
一说为诸子百家。
雅：正确。
驯：通“训”，准则。
事有所依，文辞又美，也就是有规范的意思。
荐绅：即缙绅，有官职或作过官的人。
缙：插；绅，大带。
古时官员腰系大带，上插笏版（上朝用的记事手板）。
《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中均收有这两篇文章。
空峒：山名，传说是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西。
峒，音tóng。
指《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等上古文字写成的典籍。
顾弟：只不过。
弟，同“第”。
表见：记载。
见：通“现”。
虚：虚妄。
书缺有间：《尚书》缺亡，空白很多。
轶：通“佚”，散失。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而《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而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而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本文选自司马迁所著的古部记帝。古部记帝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部，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前后三千余年的历部，共52万字，130篇。其中“本纪名12篇，“表名10篇，“书名8篇，“世家名30篇，“列传名70篇。全书对三千年来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演变发展，作了既概括而又详细的叙述。它不但是一部历部杰作，为我国部学纪传体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是思想内容异常丰富的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古部记帝中的许多篇章，均颇具文学价值。这些作品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特征与相互间的矛盾冲突，结构与布局既尊重部实，又颇具开阖跌宕之势，再加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也正因为如此，古部记帝历来被推崇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古代散文的楷模，鲁迅称之为“部家之绝唱，无韵之古离骚帝名。
司马迁（约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人。自幼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诵读古文经书。20岁开始远游大江南北，访问了许多遗址，考察了历部遗迹，调查了许多历部人物的事迹、轶闻以及地方风俗和经济生活。司马谈逝世后第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部令，此为他写作古部记帝的起点和重要条件。太初元年，他42岁，正式开始了这一工作。后因李陵事件，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但他忍辱含垢，更加发奋地写作古部记帝，直至遇赦，改做中书令，约在53岁时终于完成了古部记帝这部空前绝后的巨著。除古部记帝外，他的著作今存的还有古感士不遇赋帝和古报任安书帝。
本篇是古部记帝第一篇古五帝本纪帝的最后一段，用以说明“本纪名的部料来源和作者见解。此种颇似于评论的“赞名的形式，乃司马迁首创，并被后世部书所沿用。这篇赞语历述有关五帝——黄帝、颛项、帝喾、尧、舜的记载；根据传说的紊乱和缺漏情况，说明整理五帝部迹的必要性，从而反映了司马迁著作部书的求实精神。
《史记》的首篇为《五帝本纪》，本文就是司马迁为首篇作的赞语，列在该篇的末尾。赞语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重要篇章之后，以“太史公曰”的口气发表的议论、总结或补充的文字。在这篇赞语中，司马迁说明了《五帝本纪》的史料来源和他对这些史料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对待史料的审慎态度以及他在验证史料时跋山涉水的艰苦过程。
上元夜，指旧历正月十五夜，又称元宵节。我国素有元宵赏灯的风俗。崔液组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年）之际，京城正月望日（即十五），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苏、郭之作皆五律）、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这是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玉漏银壶”，计时的器具，古代以漏刻之法计时，具体方法是用铜壶盛水，壶底打通一小孔，壶中立刻度箭，壶中的水逐渐减少，箭上的度数就依次显露，就可按度计时，击鼓报更。元宵夜尽管解除了宵禁，但长安城的钟鼓楼上，仍旧按时报更；人们听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怕不能玩得尽兴，于是说：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宵尽兴。吃过晚饭，打扮一新的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早早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相邀着、呼唤着、嬉笑着，涌出巷口，融入大街，汇进似潮喧闹欢腾的人流。人们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爆竹，挥舞狮子龙灯，观赏绚丽多彩的灯火，评论着、嬉戏着、赞叹着。越看越高兴，越玩越兴奋，“莫相催”衬托出气氛之热烈，景色之迷人、“彻明开”既写出了元宵节通宵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又写出了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包括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因而，“谁家”“何处”这四字包涵的内容实在太多，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唐人以白描叙日常生活，往往曲尽人情。朱庆余《闺意上张水部》写洞房花烛夜后的新嫁娘，令人过目不忘；王建《新嫁娘词》内容如朱诗之续，艺术上亦不相让。
古时常言新媳妇难当，在于夫婿之上还有公婆。夫婿称心还不行，还得婆婆顺眼，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古代女子过门第三天（俗称“过三朝”），照例要下厨做菜，这习俗到清代还保持着，《儒林外史》二十七回：“南京的风俗，但凡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下去收拾一样菜，发个利市”。画眉入时固然重要，拿味合口则更为紧要。所以新媳妇总会有几分忐忑不安的。
“三日入厨下”直赋其事，同时也交待出新婚的特定程序。“洗手”本是操作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写出来就有表现新妇慎重小心的功效——看来她是颇为内行，却分明有几分踌躇。原因很简单：“未谙姑（婆婆）食性”。考虑到姑食性的问题，颇见出新妇的精细。同样一道羹汤，兴许有说咸，有说淡。这里不仅有个客观好坏标准，还有个主观好恶标准。“知己不知彼”，是不能稳操胜券的。她需要参谋，还要考虑谁来参谋。夫婿么，十个男儿九粗心，他在回答母亲食性问题上，也许远不如对“画眉深浅”的问题来得那么叫人放心。而女儿才是最体贴娘亲的，女儿的习惯往往来自母亲的习惯，食性亦然。所以新嫁娘找准“小姑”。味”这东西，说不清而辨得出，不消问而只须请“尝”。小姑小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总未成年，还很稚气。她也许心想尝汤而末敢僭先的，所以新嫂子要“遣”而尝之。姑嫂之间，嫂是尊长。对夫婿要低声问，对小姑则可“遣”矣。情事各别，均应服从于规定情景。这两句切合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生活情境，写得细腻传神。
诗人写到“尝”字为止，以下的事情，就要由读者去补充了。这样反觉余味无穷，体裁的限制转化为表达的优长。由于诗人善于描写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心理，寥寥几笔便勾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慧黠的新嫁娘的形象，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渡汉江》诗意在写思乡情切，真实地刻画了诗人久别还乡，即将到家时的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语极浅近，意颇深邃；描摹心理，熨贴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前两句追叙贬居岭南的情况。贬斥蛮荒，本就够悲苦的了，何况又和家人音讯隔绝，彼此未卜存亡，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历春，捱过漫长的时间。诗人没有平列空间的悬隔、音书的断绝、时间的久远这三层意思，而是依次层递，逐步加以展示，这就强化和加深了贬居遐荒期间孤孑、苦闷的感情，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断”字“复”字，似不着力，却很见作意。此诗人困居贬所时那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可见，鲜明可触。这两句平平叙起，从容承接，没有什么惊人之笔，往往容易为读者轻易放过。其实，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这个背景，下两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两句描写诗人逃归途中的心理变化。“近乡”交代诗人因长期不知家人消息而逃离贬地，走近家乡。所谓“情更怯”，即愈接近故乡，离家人愈近，担忧也愈厉害，简直变成了一种害怕，怕到“不敢问来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笔下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又觉得只有这样，才合乎前两句所揭示的“规定情景”。因为诗人贬居岭外，又长期没有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家人由于诗人的牵累而遭到不幸。“音书断”“复历春”这种思念随着担心同时的到来，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种矛盾心理，在逃归的路上，特别是渡过汉江，接近家乡之后，有了进一步的戏剧性发展：原先的担心、忧虑和模糊的不祥预感，此刻似乎马上就会被路上所遇到的某个熟人所证实，变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而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则立即会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这是在“岭外音书断”这种特殊情况下心理矛盾发展的必然。“情更怯”与“不敢问”更能体现诗人此际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愈接近重逢，诗人便会愈发忧虑，发展到极端，这种忧虑就会变成一种恐惧、战栗，使之不敢面对现实。
宋之问这次被贬泷州，是因为他媚附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可以说罪有应得。但这首诗的读者，却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种共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已经舍去了一切与自己的特殊经历、特殊身份有关的生活素材，所表现的仅仅是一个长期客居异乡、久无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感情，却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联结在一起。这首诗便是一例。
此诗不仅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而且有更深刻的体会。作者用逐层递进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读者却必需经过一番认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达到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徐惠的《进太宗》又名曰《妆殿答太宗》，是在皇帝屡召不赴情况下写就的一首难得表现作者“女儿性”的作品。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前两句虽然不着一墨写作者如何梳妆，却让佳人对镜的优雅美态如在眼前，颇见功力。在数以千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慌不忙的借“千金一笑”的典故，戏谑地反问太宗：“古人千金买美人一笑，陛下传召我一次，我能来吗？”
徐惠的问句，不但平息了君王的火气，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体态婀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不屈己、不媚人的独立形象。“后妃宫女拂逆君主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手段，出于自觉意识，多数因性气所致。”由此可见徐惠的机智活泼的女儿性情，以及太宗与她之间亲昵深厚的情思。
徐惠以轻松的笔调写下了她和太宗之间这段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在强调庄严又玄妙的“后妃之德”的后《诗经》时代，突然冒出“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样充满灵性的诗句，是徐惠的天性和才华使然。后人曾作诗赞这首《进太宗》：“拟就离骚早负才，妆成把镜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