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先写做箫的竹,再写箫的制作及吹奏者,接着写箫声极尽其妙的变化,然后写箫声的道德感化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最后再写箫声的余音袅袅和不绝如缕。全赋词藻华美又生动形象,用语准确而又鲜明,无堆砌之弊,却极尽精巧之致,同时音调和美,句式整饬,虽骈偶而不呆板凝滞,描绘了一幅幅有声、有境、有情、有人物及其行动的声乐画面,收到了音乐化、诗化、画化、情趣化的效果,极富表现力。
《洞箫赋》的结构布局具有相对的完整性,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箫的制作材料的产地情况,然后写工匠的精工细作与调试,接着写乐师高超的演奏,随后写音乐的效果及其作用。基本上通过“生材、制器、发声、声之妙、声之感、总赞”的顺序来写洞箫这件乐器,这也成为后来音乐赋的一个固定模式。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管乐器统称为笛或邃,所称箫者应该是排箫,所以《洞箫赋》之箫应为排箫。从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中的“参差”也可知此处洞箫为排箫,因为古时洞箫又有别称“参差”。排箫即洞箫或箫,据《尔雅·释乐》郭璞注曰大箫“编二十三管”,小箫“十六管”。下面以《洞箫赋》的结构顺序来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
(一)生材
“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此句指出了箫竹的产地,即江南的土山坡上。《丹阳记》曰:“江宁县慈母山临江生箫管竹”,由此其产地也得到了印证。再接下文章用大段的文字来描写箫竹所处的环境:
“徒观其旁山侧兮,则岖嵚岿崎,倚巇迤靡,诚可悲乎其不安也。弥望傥莽,联延旷汤,又足乐乎其敞闲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风萧萧而径其末兮,回江流川而溉其山。扬素波而挥连珠兮,声礚礚而澍渊。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闲。处幽隐而奥庰兮,密漠泊以猭。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
此段写到了山、水、猿、禽,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会产出适合作箫的竹子,突出箫竹吸收天地之精华而成材的环境。
(二)制器
“于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带以象牙,掍其会合;锼镂离洒,绛唇错杂,邻菌缭纠,罗鳞捷猎,胶致理比,挹抐擫鑈”此句主要描写了箫的制作,写到了巧匠鲁班制器,夔、妃来定律数,并镶嵌上象牙作为装饰,以及各种文饰,可见其制作的工序繁琐、细致,就其外形来说也会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三)发声
此部分写到了盲者由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所以才能做出“ 故吻吮值夫宫商兮,龢纷离其匹溢”的音乐,这也是古代之所以有很多盲人乐师的主要原因。在后面紧接着写到了吹奏者吹奏时的身体的动作(“形旖旎以顺吹兮”)以及面部的动作(“气旁迕以飞射兮”),这种面部脸颊和咽部“一鼓一缩”的技巧动作应该是古代的吹奏方法,在现在看来这种方法应该是不科学的。此部分还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来描写乐声的特点如“或浑沌而潺湲兮,猎若枚折”等。
(四)声之妙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乐声的美妙效果,“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写到了人声与箫声的和谐相伴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以下几句“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氾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迏,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渭;其仁声则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分别描写其巨声、妙声、武声、仁声的特点,并运用通感的描写方法来阐述不同“乐声”的特点,写到“巨声”以“慈父之畜子”这样的形象来描述其人声和箫声和谐的特点,用“孝子之事父”来形象的表述“妙声”清和流畅的特点。“武声”则已“雷霆輘輷”的意象来表述。至于“仁声”的特点就以“颽风纷披,容与而施惠”即以和缓的南风吹拂万物的景象来表现。
(五)声之感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听者的感受。“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刚毅强虣反仁恩兮,啴唌逸豫戒其失”写到不同的人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的反映,来说明此音乐的感化教化作用。“钟期、牙、旷怅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为其气”的描写虽然有些夸张,但那也同样表现了音乐的美妙所达到的艺术感染力。“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阿那腲腇者已”则从“知音”和“不知音”者内心的感受及“悲”“欢”之音所造成的不同的情感冲击来描写不同的声音感受。再后来则通过描写“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蝼蚁蝘蜒,蝇蝇翊翊。迁延徙迤,鱼瞰鸟睨,垂喙蜿转,瞪瞢忘食”蟋蟀、蚸蠖、蝼蚁、蝘蜒等动物的表现从另外的角度写对乐声的不同感受和音乐引人入胜的效果。
(六)总赞
这一部分写到了箫声音色丰富的特点,描写声音强、弱、高、低不同的效果,并运用比喻的后发来进行描绘。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结合作者的生平来看,作者比较注重对儒家音乐思想的阐发,以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仁人之德来比拟音声,展现了作者的儒家意识,这是对儒家音乐思想的发挥。从文章中读者时时能够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他的影响。
总的来说《洞箫赋》开音乐赋固定写作模式的先河,在他以后,其他赋家纷纷效仿,从而使这种模式的地位得以确立。从另一方面讲,《洞箫赋》的这种“取材、制器、发声……”的模式基本囊括了此乐器所能涉及的诸多方面,这与武帝确立的“大一统”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而从一下的细节方面,读者同样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一)取材方面:在描写这一部分时,作者强调了箫竹所处环境的险峻、凄寒,即“江南丘壑”、“岖嵚岿崎”,同时也写到了选材的要求,在文中则体现为“洞条畅而罕节兮”的描述,这些正与儒家推崇逆境造才、为才是用的思想相吻合。当然作者也没有忘记“圣主”的作用,从而体现了阶级观念。
(二)制器方面:要求做到“挹抐擫鑈”,即中制、符合礼制规格,这与礼乐制度的等级观念不无关系,而且从洞箫的外形来看,它也是非常符合礼制的。
(三)声音的描述方面:在描述不同的声音时,特别是描写巨声和妙声时,用“慈父畜子”和“孝子事父”的仁义道德表现来形象的展现其声音的特点。
(四)声音作用方面:这一部分集中的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所推崇的教化作用。“嚚、顽、朱、均惕复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顿顇”此句说顽固凶残的丹朱、商均、夏桀、盗跖、夏育、申博听了以后都受到震惊而醒悟过来,改变自己的恶性而陷入自我反省之中。“吹参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贵”则说吹奏洞箫就能把人引入感化之道,所以长久地使用它的作用就很可贵了。所以说此部分所体现的儒家音乐思想的教化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洞箫赋》还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社会审美趣向,“悲”据蔡仲德先生的论断来说汉代所说的悲应该是指“悲乐”,而不是说音乐感动人而使人产生撇泪流涕的表现。首先取材方面,通过“孤雌寡鹤”“秋蜩不食”“玄猿悲啸”这些物象以说明箫竹生长环境的悲,从而为箫的制作奠定了悲的基调。然后又提到了盲乐师的因为生下来就不见光明,心中郁结了很多忧愁悲愤,只有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所以才会有“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的表现。对于乐声的感受和作用,文中提到“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即认为只有那些体会到悲乐感情的人才能称之为“知音者”,说明作者以能欣赏悲乐为其音乐审美的标准,这也是汉代音乐审美的一大特色。
总之,《洞箫赋》为后来音乐赋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在描写方面它运用多种手法,为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其中既有高山流水,也有乐师尽情的表演,更有对于乐声的生动的描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音乐思想方面,此赋涉及很多儒家音乐思想的内容,这也是汉代“大一统”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文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声音”的描写,所以使音乐固有的娱乐性凸现出来,这一点也是他的赋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文中也很好的体现了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向,从而更加全面的展现了汉代大文化背景对作者的影响。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此词作于词人贬监处州酒税时。
此词名扬于时。苏轼有题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从迁客游……诵少游事甚详,为予道此词至流涕。乃录本使藏之。”黄庭坚跋此词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全词题为“梦中作”,系写梦境,先写出中漫游,再写飞云空中变幻和醉卧出藤阴下。整首词出语奇警,意境幽绝。
起首二句,写春路、春雨、春花、春山、春色,环环相扣,宛转相生。春路上下了一场春雨,给人以浥尽轻尘的快感;春雨过后,春花盛开,给人以无比绚烂的印象;而春花一动,整个山间又出现一片明媚的春光,遂使人目迷五色,如入仙境。作者仅用寥寥十一字就写出了一个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奇特境界,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三、四两句,紧承前意。“行到”一句,与首句“春路”相应,点明方才的一切乃词人的梦魂春路上行走所见,而这条春路,傍临小溪,曲径通幽,越走越深,境界越是奇丽。“有黄鹂千百”,则把这种奇丽的景象充分地渲染出来。“小溪深处”,应是一个静谧的所在,黄鹂或许正树上栖息。词人的突然来到,打破了一片岑寂,无数黄鹂立刻喧腾起来。上有黄鹂飞鸣,下有溪水潺湲,再加上满山鲜花烘托,境界何其优美。
过片二句,镜头移向天空,只见飞云变幻着各种形态,竟象龙蛇一样,碧空中飞舞。“夭矫”二字,写出龙蛇盘曲而又伸展的动态,极富于形象性。“空碧”即碧空,因押韵而句法倒装。碧空万里,龙蛇飞舞,这个景象煞是壮观。它象征着词人梦境中获得了一刹那的精神解放。对作者用语和造境之奇特,清人陆云龙评曰“奇峭”(《词菁》卷二),陈廷焯评曰“笔势飞舞”(《词则。别调集》)。所谓“奇峭”者,当是指景象奇伟,格调峻峭,非一般绮靡之作可比,也与少游其他作品不同。所谓“笔势飞舞”,是形容词笔纵横捭阖,笔端带有感情,落纸如龙蛇飞动,奔逸超迈,运转自如。
“醉卧”二句,由动至静,静的状态中,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反映出词人消极出世的思想。古藤浓阴的覆盖下,词人酣然入睡,置一切于不顾,似乎很超脱,达到了无我之境,实际上这是对黑暗现实一种消极的反抗,亦即明人沈际飞所云“白眼看世之态”(《草堂诗余续集》卷上)。此处写得静谧幽绝,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妙。《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据此,此词当为秦观于绍圣二年春所作,离去世有五年之久。因结语有“醉卧古藤阴下”之句,后人遂以为其死于藤州之谶,实属一种迷信说法。
全词所写,皆淡语、景语、致语、丽语、奇语,景致奇丽,意境深微,借优丽的梦境,隐托痛绝的情怀,确乎“如鬼如仙”,“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充满浪漫、奇诡的色彩。
这首词上半阕以“笙歌放散人归去”开篇,可见其着重点不在描写晚上宴会歌舞之盛况,而在抒发乐器放下,宴会解散,人归去之后,词人“独宿红楼”的反思。这里的“红楼”当为南唐宫中的舞榭歌台。鉴于冯延巳当时的官位,故在宴会散后,参加宴会的人各自归去,而他却能“独宿红楼”,享受“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的特殊恩遇。但是,这并没有使冯延巳产生“紫殿红楼赏春好”(李白《侍从宜春苑》)的愉悦之情,相反,在“周师南侵,国事岌岌”之际,“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冯煦《阳春集序》)。“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将珠帘半卷,挂在玉钩,此时云儿收起,升起一轮朗月,此情此景,令人心寒,令人孤愁)正是“意内而言外”的最佳选择。
下半阕首两句“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紧承上半阕,写出时间的推移,由夜里“独宿红楼”,到次日早晨起来,泛舟离开红楼。其中“点检”二字尤足以表现作者“辞学”造诣之深。钱起《初至京口示诸弟》诗中有“点检平生事,焉能出筚门”之句,这些都说明“点检”为认真考核之意。冯延巳于此时此地着以“点检”二字,表明这离去不是毫不经意,而是一棹一回头,认真考查经由之地的特殊景物,然而感受的却是每经一处地方,就在心灵深处荡起一波新愁。最后二句,“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写词人想从这愁苦中摆脱出来。然而,词旨微幽,必得细细体味,才能领悟。“凭仗东流”,照应首句,点明“起来点检经由地”是乘舟而行,引出新愁,但是,还要依仗它来抛下这不断增添的苦愁。“将取”句,则两处用典,意更深邃。一为“离心”,当取屈原《离骚》:“可离心之可同分,吾将远逝以自疏”之意。 一为“橘洲”,当为东流之水中确有长满橘树的小洲树的小洲,因而触发联想,借用杜甫诗句:“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抒发南唐将会在歌舞声中失去江山,自己不如及早离去的感慨,可谓“极凄婉之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