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游记紧承《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七篇。文章着重写石态水容，写涧中石和树的特色，描绘了石涧溪石的千姿百态，清流激湍，翠羽成荫，景色美丽宜人，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钟情山水的情怀，同时又书写了胸中愤郁，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叹息和苦闷。全文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物我交融，主体和客体并重；并且剪裁得体，收结巧妙。
第一段先交代石涧的方位，接着描绘石涧的风光。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写石。作者用贴切的明喻，把铺满水底的石头描绘得如同一个房舍整齐、家什完备的家庭，充满了生活气息，散发看屋室的温馨。这里的泉水也奇妙无比。这段文字，使石涧的奇妙一下就显出情味来，这情味是非常悠然、清丽、明朗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水中世界，于是作者撩起衣服，赤着双脚，渡水过去。这里，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运用借喻和整齐对称的四字句，构思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读起来也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如果说前面作者写的清泉美石，是用视觉和听觉感知的，这里写的则是用心灵感受到的。作者完全沉醉在这奇丽的世界里。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慨。这些感慨，包含着作者的复杂的情感，既有陶醉于自然风光的快乐和满足，又有难言的忧伤和哀怨，更多的则是借石润的美好景色来自我安慰。然后交代了游览石涧的时间，是和游石渠同一天。
第二段具体描述了几处游览胜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和沿途的风景。从袁家渴过来，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向上游过来，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可以找到的源头。都来自石城村的东南，这一带可以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再往上走是深山幽林，越来越陡峭艰险，道路太窄不能走到尽头。
这篇游记的最大特色，就是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其实，作者笔下的石润，只不过是一条乱石纵横、流水交加的普通山涧，它既无险壑奇石之趣，也无激流飞瀑之观，甚至说不上有一点点异于其他任何一条山涧的特别之处，在一般游人看来绝不起眼。但正因为作者感情倾注，慧眼独到，故小小石涧无不成景，每一景致无不奇妙。作者是这样描写石涧的：“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这一连串的博喻，形象生动，不仅将石渠写得美，而且写得富有情节，富于联想，写得令人心馋。若床，若堂，若筵席，若阃奥，写出了石涧尺幅千里的空间的无限变化；流若织文，写出了这一空间在时间作用下的平面拓展；响若操琴，则是这一空间的立体扩散；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则是这一特定空间的限制和回归。这条小小的山涧中，有静态美，有动态美，有平面美，有立体美，有图画美，有音乐美，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
《石涧记》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剪裁得体：详处极尽石涧之奥妙，笔触细腻，毫发不爽；略处行云流水，天地一览，如“其间可乐者数焉”“道狭不可穷也”等，无限风光，尽藏其中。其次，这篇游记的结尾不同凡响，收得十分高妙，妙就妙在结与不结之间。“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前句犹是铺扬开去，后句却陡然合起。一方面，与开头“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相照应，完整地表述了石涧之游的结束，可以乘兴而归了另一方面，“道狭不可穷也”埋藏着很多潜台词，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首联“一夕南风一叶危，荆门回望夏云时。”开篇就设置了一种气氛。这里的“一叶”、“一夕”，音韵和谐，给读者以“一”的具象，却说的是整夜不停的江风，整船不休止的担忧和困顿。在汹涌的江波中，人有一种向往安定的心情，此时船行前面不知有何凶险。在旅途的愁绪里，诗人翘首回望，已辨认不清荆州了。回首旧地，最是怅然。这江中的回望，引出了下面无尽的感慨和想象。
颔联“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险巇。”诗人用了个倒句，即把结论提到前面，把前提放在后面，使句意曲折有力，富于深度。可谓“情深意远，玉溪所独”。
颈联“骨肉书题安绝徽，蕙兰蹊径失佳朝。”在颠簸的小舟上，诗人回首旧地，感叹人生，天意难料，自然亿起自己温暖的家庭。这两句紧扣上两句“轻离别”，句意曲折深婉，耐人寻味。
尾联“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因为杨朱遇到歧路，终究是在乎平坦的陆路上。不过，诗人此时不仅仅是失路之感迫于内心，还有一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杨朱泣歧路，虽然前途未卜，尚可选择，而自己此行，只有奔往“险巇”之途，不容半点选择的余地。
纵观全诗，纪行抒怀，以颔联为中心，先叙风险波恶的江上行舟，回首旧地荆州，慨叹人生离别之苦，把握自身命运之难；进而忆及家室亲人，无限惆怅；最后把眼光投向未来，感到前途艰险，茫然无措。在排遣愁绪的同时，流露出一股自嘲情绪。全诗从头到尾，读来如舟行江中，起伏跌宕，首尾激荡，中间旋回，错落婉曲，体现了诗人独有的艺术特色。
这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叙说着将士们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磨刀擦枪、舞戈挥戟，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