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羁留异地，思乡永远都是游子的滥觞，而韦庄的这一首《思归》更清婉别致、屈曲缠绵，道尽了异客乡情，实是难得一见的思乡佳作。全诗格调清断，惆怅中带着哀凉。
首联以柳丝随风摇曳，东风徐徐拂过发际的暖春之景写异客断肠之悲，“无力”“断”两个词用法极妙。
颔联，诗人承上贯下，借景抒情，以“外地”“异乡”点明了客居他乡的境况，而身在他乡，乡思难忘，彼时，“见花”“闻乐”，非但不觉美好，反而倍觉凄清落寞，乐景哀情，强烈的反衬，更将这份落寞推到了极致。
而颈联，看似全然在写景，绿野垂杨，樱桃再次红遍，岸边汀草，复又碧染芳菲，一个“还”字，一个“又”字，相互映衬，既道出了岁月流转、光阴流逝的惆怅，又表达了长期漂洎在外的悲苦。
既然苦，那么回乡吧。但“旧里若为归去好，子期凋谢吕安亡”，回乡自然是好的，然而近乡情总怯，诗人也一样，思及归乡，他也忍不住思绪万端、顾虑重重，若“我”归时，故友凋零，知交不在，又该如何是好。而诗人这种矛盾的思绪，恰 又从侧面烘托了他强烈的思归之意。字字珠玑，圜转巧妙，可谓浑然天成。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诗人矛盾的心情。他自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就能参透俗世，看透俗事，不会像潘岳那样多愁善感了，但是遇到“晚雨秋阴”的景象，依然难平心绪。
开篇两句，写傍晚秋阴、酒醉乍醒，客观条件（季节气候不佳、身体状况不佳）和主观条件（感时）都令诗人心情不能平静，从而为全诗定下了情感基调。
三四两句，写秋日风景，“黄花”“红杳”本是秋天里最具生命力的物象了，然而在诗人眼中，单一的黄花却远远构不成绚丽的色彩，而红色的杳子在风雨之中飒飒作响，如沙场鼓声，徒增秋日的肃杀之气。“背世返能厌俗态，偶缘犹未忘多情”与“自从双鬃斑斑白，不学安仁却自惊”两句中表现了诗人“心绪难平”。不妨回顾一下当时李煜为了超脱于皇位之争而筑室钟山读书，即位之后在北方的威压之下还是不改诗书歌舞之乐，即可了解其“背世”“厌俗态”的高雅之意；而对于丧子、亡妻痛苦的诗词咏叹，都是发生在面对北方军事威胁的背景之下，则读者于此又不难领会其“多情”背后的软弱无助当多愁善感的词人被推上君王的位置，在弱肉强食的乱世求生存的时候，大约应该都是李煜这种悲秋的样子：满怀恐惧，满怀凄惶直至在两鬓斑白中走向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