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诗一开头即显雄伟气魄，境界开阔。“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描绘的既是两人相逢之地风浪蔽天、日昏舟危的景象，更渗透着诗人对时代政治环境的深切感受。江风浩浩，浊浪奔腾，看似“云根”一般的岸边山石和系船石墩受到浪花一阵阵的冲击，船上的高高桅杆，在江风中摇摇晃晃，显得景色分外惨淡。浊浪、危舟、昏天的景象正是晚唐动荡险恶的局势的象征。
接下来的两联把表现刘蒉的坎坷遭遇和抒发对刘蒉的深切同情紧密结合起来，“已断”句将刘蒉比作有万里翱翔之志的北国鸿雁，刚刚振翅就被狂风摧折，以此喻指刘蒉刚要在政治上奋飞高举即遭恶势力摧抑和扼杀的遭际。“更惊”句把刘蒉比作受谗而被流放的屈原，因为遭受诬陷，远贬南荒，难归乡土。前一个“已”字，后一个“更”字，紧凑有力地把刘蒉以“对策”触怒小人和后来横遭贬谪——其生平遭际中的两件大事——联结起来。而且通过沉痛愤慨的笔调，表现出诗人对刘羡之不平遭遇的扼腕叹息。颈联又借用历史人物进一步抒写对刘蒉的敬仰和同情。贾谊被贬三年，终于被汉文帝召回长安，拜为梁怀王太傅，可是同贾谊一样有抱负有才华的刘蒉却没能有被急诏征回的命运。接舆不满现实，曾编成歌词，嬉笑怒骂地批判当世，刘蒉也像接舆一样，批评朝廷，写出了一篇在当时士人和朝官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对策”。“谁先入”是对刘蒉“不得入”的同情和不平；“高歌”是刘蒉欲力抗王朝危亡而大声疾呼的勇敢选择，这一句饱含着诗人对他的不畏险恶、追求高洁情操的赞赏和敬仰。
尾联上句“万里相逢欢复泣”是对友人相逢时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态的写照。两位挚友在远离家乡、远离帝京的地方不期而遇，其兴奋和喜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又是两个同具匡世济国之心和忧时愤世之感的文人朋友，他们的这次重逢，恰恰同在他们患难之时：一个是因罪被贬；一个是因为受到腐朽势力的长期排挤而万里投荒，大体相同的坎坷命运和对国运的忧切，又使他们不得不泣。“欢”不过是知音意外相逢时那一刹那间的快事，“泣”则是长期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情怀的抒发。这其中，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嗟叹，更多的是为国运难扶的悲泣，这一点在末句中的“凤巢西隔九重门”中已经表现得很显豁了。“凤巢”是贤者的象征，凤巢被拒之九重门之外，其济国匡世之才志备受排挤，不为君王所接纳反而流贬远地，朝中奸臣当道，君王被蒙蔽视听，臧否不明，晚唐王朝正如“重碇危樯白日昏”般岌岌可危。
李商隐是唐代诗人学杜甫的一个卓越的殿军。他的这首赠友之作能够将对朋友的同情、对同事的忧虑和对宦官黑暗势力的愤恨很好地融为一体，在深沉凝重之中饱含哀怆愤激，其风格深厚蕴藉，酷似杜诗而又有诗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