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娟竹间月，照我影零乱。
繁虫哀阴壁，轻风泛帏幔。
节物自感人，寤言兴永叹。
颓坐易销沉，去甚春冰泮。
万事随俯仰，飘忽浮云散。
芳槿曜朱华，荣好常在旦。
百年无期度，白日岁已晏。
余生能几何，可进投忧患。
驾矣追欢好，东方明星烂。
娟娟竹间月，照我影零乱。
繁虫哀阴壁，轻风泛帏幔。
节物自感人，寤言兴永叹。
颓坐易销沉，去甚春冰泮。
万事随俯仰，飘忽浮云散。
芳槿曜朱华，荣好常在旦。
百年无期度，白日岁已晏。
余生能几何，可进投忧患。
驾矣追欢好，东方明星烂。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这是一首闺怨词，重在对男子薄幸的怨怼不满，抒情婉转而造语浅近。上片以杨花的终日飞舞与海潮短暂回归作对照，用心不在前者的飞舞“终日”，看似长久，所取却在海潮回归虽然短暂，但去来有信，行动有期。四句歌词，却两用对比，前两句是用杨花的终日的“空飞舞”，与其无法长久留驻作对照，后两句则是用海潮的暂时回归，与其“堪凭处”作对比。词人选取这两组意象，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杨花终日飞舞，实指春景又至，春事再繁，实寓有美人迟暮之感和闺中寂寞之意。海潮的意象就更是含蕴丰富了。唐诗人李益有《江南曲》诗拟闺中怨妇云：“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里，词人实际上是翻用其诗意，以海潮虽短却有信，表达出对男子一去之后即杏无音讯的愤懑和不满。
下片也是利用两组意象的对比来抒发词情：碧云有路可相将归去，五更风却不解与花为主。在这里，词人将女主人公的怨情推进了一层，从上片的单纯抱怨，发展到如今的殷切期盼。所谓恨之深，正是因为爱之挚。在对碧云归路的向往中，读者似乎可以感受到闺中人那炽烈迸发的情感热流，虽然置身孤独与寂寞之中，但她仍然憧憬着“相将归去”的美好生活。在对薄幸五更风的责难声中，我们又似乎可以体味到她对情有所归心有所属的人生的美好追求。特别是末句，用“不解与花为主”作为对薄幸人的抱怨之辞，很值得品昧。对于一个彻夜未眠的思妇而言，其心绪的烦乱，是可想而知的。这里，让闺中人把一腔的怨气发泄到五更风上，可以说是很切合人物心理的。更妙的是，这一声抱怨之中，还包含着她满腹的心思。此女以花自喻，以五更风不知护花惜花的薄幸行为，比拟男子的薄情寡义，词情含蓄蕴藉，造语又生新可喜，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妙句。
整首词抒情流畅清新，布局工稳，针脚细密，其情感发展的脉络也是相当明晰的，“奈”、“却有”、“好”、“肯如”等虚词，将每句话的前一层意思都作了推进，从中可以体会到抒情主人公的怨情，由无奈到抱怨、到企盼、到最后失落和愤恨，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或者说上升。但同时，在这种怨愤背后，又显然有一种殷切的热望在心头：对杨花飞舞难驻的无奈，正因为意在希望两情长久；对海潮虽说短暂却守信约的赞颂，用意正在强调彼此贞信的可贵；对紫府碧云相将归去的向往，无非意在期盼着两情依依；抱怨五更风的不解与花为主，又可以看出她对爱的渴望。就是这样，一取一舍，句意不断转换，在对反面做出否定的同时，又对正面作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彼此穿插、相互交织，用语虽简，而语意却丰。除此之外，词中实际上还暗含有一条更深的隐线，那就是时间线索。词以杨花飞舞的白昼开头，以夜深更残结束，中间作了大胆的省略，在形成前后呼应之时，也暗地里勾勒出闺中人日夜相思、苦自煎熬的形象。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