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常常刮风,于是将原本在高大树端上的巢迁到低矮路旁的树枝上。这样大人经则的时候就会发现巢中的雏鸟,而小孩经则时又会挑破巢子的鸟蛋。喜鹊虽然知道防备长远的危难,却忘记了防止眼下的祸患。
注释
鷇:待母哺食的雏鸟。
首联“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点染停舟的地点及周围的氛围。先用倒装句写出,因“系舟岳阳城下树”,才有“卧闻岳阳城里钟”的意境。诗人先以“岳阳城下树”做为定点,然后,才移动他的视点,从上下、左右把握舟系城外的佳景,写听觉的远闻、近闻,视觉的远观、近观,从左右远近俯仰的转向,描摹岳阳城外的月光城色,倾听城内的晚钟和城上的晚唱,这一切都显得洒脱,旷达,毫无贬途中的黯然神伤之情。诗人先从钟声写起,钟声唤起了诗人的遐想,他是在贬谪途中于城外闻城内的“钟声”,这“钟声”令诗人无法闲卧孤舟,那么诗笔就自然移到舟外江面上的天。
颔联“正见空江明月来,云城苍茫失江路”。“空江”二字,固然指洞庭湖口空旷开阔的景象,也暗示了诗人刚从遐想中醒来时的一片茫然之情,天地的空阔正显出了孤舟(即诗人)的渺小孤独无助。但月亮却是有情有义的,能及时而来,与诗人默然相对,为诗人排解贬谪夷陵的失意情怀。“空江明月”正是为写“失江路”做好了铺垫。诗人似乎想到了王勃的“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面对皎皎明月,面对“云城苍茫”的大江,诗人情不自禁要发出“路在何方”的疑问和叹惋。
继而颔联描绘月下晚唱:“夜深江月弄清辉,城上人歌月下归。诗人的注意力重返现实时,已是夜深月上,眼前呈现一片“江月弄清辉"的美景,令人想起唐代张若虚的诗句,“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月似乎看出了诗人心中的迷茫,于是故弄清辉,照明诗人高洁澄清的本心,提示诗人要坚守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忽然城上传来舟子的渔歌,声音嘹亮悠远,这歌声与城里钟声又互相融合在一起,晚钟与晚唱,在浩渺江面上弥漫无际。
结联的“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句,勾画了诗人被触动的心绪,当他蓦然听到归舟晚唱时,不禁在寂寞的旅途中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陶醉于清辉江月及城上歌声之中。但是,由于轻舟短楫,疾去如飞,这一阕歌声还没听完,已经远逝了,岳阳城外的一切又归于宁静。诗人运用交错的声色描绘,以江面的歌声听不尽和轻舟疾行如飞的动态意象,给读者留下绵绵不尽的情思。诗人也以交错呼应之美,在实景的摹写中灵动地寄寓他旷达、孤寂的矛盾心境。
此诗写旅中思归,深藏不露;只是句句写景,然景中自有缕缕情思。以“城里钟”起,以月下歌止,拓前展后,留下足以使人驰骋想象的空间,同时以有意之“听”照应无意之“闻”,表现了感情的变化。全诗语句平易流畅,情意深婉曲折。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是一首登临怀古词,历代统治者为夺取巩固政权,据固设险,炫耀武力是其护身的重要法宝。此词针锋相对,大胆提出要“铲平斥堠”,希望政治清明,让百姓安居乐业,主题可谓新颖进步。
发端三句点明潼关的地理形胜。陕西省东边的潼关,是我国东西大动脉陇海铁路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陕西省西安市之间的一个车站,这是新潼关。老潼关在它的背面,更靠近黄河。词咏的是老潼关。潼关地势险要,西薄华山,南临商岭,北瞰黄河,东接桃林。词作为文学作品,不能象地志一样讲求实际,它需要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注重形象。“太华垂旒,黄河喷雪”,潼关周围两大天险形胜,一静一动。静者庄严肃穆,有帝王气象;动者鬐张雷吼,如黄龙震怒。两两相对相形,把佛山与黄河写得极其生动传神。垂旒,原指帝王皇冠前后悬挂的成串珍珠宝玉。这里比喻高耸入云,气象森严的西岳华山,既新鲜又贴切。“咸阳百二重城”,用典。秦者咸阳,后世称“咸秦”。《史记·高祖本纪》:“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其重险则有潼关”条引杜佑《通典》曰:“其地上跻高隅,俯视洪流,历崤函而潼津,数百里间,盘纡峻极,实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此也。”都说明潼关一带,是强秦天险。这里借“咸秦”之典,说明潼关历来是关中的屏障,兵家必争之地。以上三句形象生动,气势雄浑,富于表现力和概括力。可谓潼关的大全景。接着二句写潼关本身:“危楼千尺,刁头静无声。”前一句用夸张手法写人工构造的潼关之高大险固,与上天然形胜可谓相辅相成。“刁头”句写登关时氛围。刁斗是古代军中炊具,夜间用于敲更警众。这句暗示此地驻有重兵,只是现在“静无声”而已。城堡高筑,重兵守御,点出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下文交待在危楼上登眺所见景象是:“落重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给出登临的时间和季节,也描绘出一幅萧瑟凄劲的秋风牧马图。关前的有声有色,与关上的“静无声”,对照成趣,同时让人悟到关上寂静的原因。清军八旗,擅长骑战,守关劲旅当以骑兵为主,从“红旗”、“牧马”这些颇带军事色彩的描写中,可以想见那广袤田野里放牧的马群,或许正是大批守关将士的战骑呢。
综观上述所写,作者选景极有斟酌,着眼于表达主题的需要,为后文的跌宕和抒慨铺路架桥。
歇拍三句,总束上片登临,渐入感慨。一个“闲”字有两重意思,就抽暇游观来说,登临确是“闲”的;但就其借此抒发长期蕴积在胸中的感触而言,一点也不“闲”,措词甚妙。“兴亡满眼”,概括了潼关地区无数历史盛宴,隐隐与下片咏史相呼应。而特特拈出“衰草汉诸陵”,更是暮鼓晨钟,发人深省。咸阳城东有汉代五帝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潼关上无法望见五陵,这是作者出于主题需要的想象之词。汉代都长安,号称强盛,潼关是其惨淡经营和凭借的重镇。但这个强大帝国有没有立下万世不败之基呢?没有。同“咸秦”一样。它也没有逃脱覆亡的劫运。汉尚且如此,自郐而下当然更不必说了,举一可以反三。汉帝陵墓上衰草离离,这幅充满感慨的形象画面,有很多耐人寻思的象外之意,称得上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是否定潼关天险的一笔,文情至此一转,跌入下片借史抒情。
过片五句咏安禄山攻破潼关,惊破唐玄宗美梦的史实。统治者总是崇拜武力,迷信险关。东汉初,隗嚣的将领王元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东观汉记》)意思是有函谷关的天险,只要用一粒泥丸子就能封闭关隘,轻易地拒阻住敌人的进攻。这里“泥丸封未得”是典故的反用,指潼关失守。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反于范阳,当时有渔阳等六郡依附他。天宝十五载,潼关陷落,安禄山直进长安。风流天子唐明皇此时正在骊山华清宫,与杨贵妃一起浴温泉,赏歌舞,尽情享乐。及至闻说军情紧急,这才仓促出逃,避入四川。不久作为西京的长安(东京为洛阳)也陷落了,烽火台上再也不可能发平安信号到西京。词中“渔阳鼙鼓,响入华清”两句,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春寒赐浴华清池”诗意。这五句以铁一样的史实紧扣潼关,写得如走珠滚丸,一气直下,表现了唐王朝由鼎盛而急遽衰落的过程,而且点明了衰落的原因是政治腐败所致。对上片潼关之险,这是一个讽刺嘲弄的大跌宕;对以下的议论寄慨,这又是一个坚实基础。文心极为绵密。
“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这是承上顺理成章推断出来的历史结论。“自古”也者,历史上以长安地区为首都,以潼关为咽喉的最强大国家,如秦、汉、唐,无一例外地覆灭之谓也。演绎推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十分精警。后一句又反用了一个典故。汉高祖刘邦分封功臣时,立下誓言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通砺,磨刀石),国以永守, 爰及苗裔。”这里却说“终难恃”,不啻是对妄图以“设险”永保国祚绵长的王公贵族的当头棒喝。它虽是历史龟鉴,却又明显有针砭现实之意。险不可恃,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高潮还在后面。
煞尾三句如异峰突起,形象地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它比前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思想更深入,更石破天惊。“斥堠”,指遍布在各军事要塞的前哨侦察所。从全部军事机器的构成与作用来说,潼关也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斥堠”,作者这里要铲平的,主要是指潼关。当大大小小的斥堠被铲平后,土地不再被军事设施所分割和占用,人民也不必再去戍守争战,那时就能在如掌一样平坦的田地上辛勤耕耘,安居乐业了。作者设想中的这幅政治清明的春耕图,比上片的秋风牧马图当然要舒心快意得多。但是很渺茫,“何年月”,就透露出这种可望不可即的悲凉。
这实际上是一首政论词,它所表达的思想比贾谊《过秦论》更深邃,这是此词最光彩夺目之处。诚如王炜《珂雪词序》所评:“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于风格之雄浑苍茫,结构之跌宕严谨,典故的出新反用等等,那倒还在其次。
首联先写眼前近景:麦积山寺剩下不多的僧人;再写野眺远景:麦积山的形状和曲折盘旋的小道。由近及远,天然工巧,十分精绝。
领联一个“眠”,出了麝香鸟的疲倦;一个“啄”,出了鹦鹉的贪馋。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色彩明丽。虽值秋季,但字里行间跃动着春天的旋律,给人心理上一种愉悦的美感。
首联和领联描述了战乱对山寺的影响。僧人或参战,或逃跑,已所剩无几。而麝香、鹦鹉却怡然自得,不知人间变故。
颈联写游人登上麦积山,要通过山峡上纵横流淌的涓涓溪流。“悬崖”句,仇兆鳌引《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即‘悬崖置屋牢’也。”这两句写出了麦积山的险峻和诗人的兴致。
尾联接近傍晚,诗人登上了麦积山,看到了山顶上重重叠叠的楼阁台榭,山寺的长老就住在那里。凭槛远眺,那百里远的景物尽收眼底。
这首五言律诗,每句都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可谓“诗中有画”。综览全诗,不但格调清新,对仗工整,而且描摹景物近景远景相互配合,使全诗的意境明丽悠远,读之令人赏心悦目。这首诗的宝贵不只在为我们展现了极为优美的如画山水,更宝贵的是为后人记录了当时在秦地数量很多的麝和鹦鹉的事实。麝因有珍贵的麝香,鹦鹉因美丽而能学人言,长期遭致滥捕滥杀,在这一地区相继灭绝了。高远得接近仙境的寺庙尚且如此,战乱对社会的破坏就更难以言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