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这首诗写诗人上山寺访友不遇，却被山中优美的自然景色所吸引，因而尽兴欣赏。过，访问之意；融，是诗人所要寻访的和尚的名字；上人，对和尚的尊称；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简称，指和尚的住所。
首句，通过山头禅室里挂着僧衣的细节，既点明了友人的身份、居处，也巧妙地暗示友人不在禅室里，写得干净利落。
次句紧承首句，指出“窗外无人”，也是静悄悄的。只听见山溪流水潺潺，溪上有各种鸟儿飞来飞去。诗人以溪声、鸟飞的声响和动态，反衬出山寺环境的清静。
接下去，第三句“黄昏半在下山路”，省略了主语，句法简洁。七个字兼有叙事、抒情、写景。“黄昏”，暗示诗人尽管访友不遇却兴致未减，已在山顶佛寺四周流连了大半天。“下山路”，说明此刻诗人正慢慢沿着山路往回走。“半在”，表明山路上景色也很幽美，因此自己把半个黄昏都消磨过去了。
“却听钟声连翠微”，“却”字，不仅起到转折句意的作用，还能使人想象诗人蓦然闻钟、回首驻足的情状。“钟声连翠微”五个字，以景物形象、色彩和声音收束全篇。因为作者凝神聆听着悠扬的晚钟声在深山里荡漾、萦绕，所以他感到钟声同这浮荡山间的青翠岚气连成一片。“连”字把听觉形象“钟声”与视觉形象“翠微”彼此沟通起来，传达出诗人独特而又自然的感受。这一句描绘了暮色苍苍中翠色千重的山林美景；而荡漾山林经久不息的钟声，又给这幽深秀丽的山林增添了静谧的气氛。诗人流连忘返、迷恋山林的深情，就从这幅深山幽景中透露出来。
七绝诗篇幅短小，要求作者笔墨精炼。这首诗四句二十八个字，无一句、一字是多余的。摄取的景物虽不多，却显得丰富多彩。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上片先否定功名，再否定是非，最后又否定一切，层层加深，可谓匠心独运。下片依然承袭上片风格，貌似淡薄世事，实则甚是重视。全词愈转愈深，愈深愈妙，结构奇变，议论精辟而富有情韵，达到了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高妙艺术境界。
此词语言通俗，节奏明快，词人满腔的悲愤从笔端喷薄而出。文恬武嬉，朝廷偏安江左，主和派手握实权，豪杰之士虽胸怀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国势衰微，作为主战派的一员， 刘过心中抑郁难平。他虽一介布衣，却志存高远，渴望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奈何年华渐老，两鬓已斑白，梦想却依然遥不可及，在此情况下，他不由心生郁闷，满腹牢骚。
开篇起势突兀，直抒胸臆。“弓剑出榆塞，铅椠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词人认为，引弓持剑出塞杀敌和提笔著书立说都易如反掌，武功文名得来容易，失去也可以淡然地面对。此处虽看似奔放旷达，却并非词人心中的真实想法，他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完全是由于心中激愤难平。
接下来，词境更进一步，作者对世事的是非曲直进行评说。“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俱错，世事沐猴冠”几句反讽意味强烈，看似否定古人，实则是对如今世事的无情讽刺，与辛弃疾《西江月》中的句子“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类似。“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此处的叙述冲破传统思想的局限，作者更为狂放不羁。“老子”二字，刻画出一个愤世嫉俗、睥睨-一切的豪放文人形象。这两句看似对“内外”、“中间”所包含的一切充满怀疑和否定，实则更突显出词人的满腹抑郁不平之气。
“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词人认为可以饮酒，可以赋诗，但是就是不可以弹铗，因为饮酒可以忘忧，作诗可以明志，弹铗却不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战国时期，冯谖因不满于待遇过低而三次弹铗，孟尝君每次都能满足他的要求。刘过在此自比冯谖，是为了将当今昏庸无能、不辨是非的统治者与昔日礼贤下士、亲贤远佞的孟尝君进行对比。词人并非不关心国事，甚至曾上书宰相，陈述北伐抗击金军的方略，只是最终未被朝廷采纳。一个“休”字，包含了作者太多无法言明的感慨。
统治者昏庸无能，不肯重用人才，词人一腔爱国情怀无处释放，自然满腹忧愤。“人生行乐，何自催得鬓毛斑。”这两句与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萧条况味极为相似。词人无奈说道，人生短暂，须及时行乐，何必每日自寻烦恼，催得满头华发呢？这两句词是对下阕开头所表达的感情作进一步的描摹。
孟子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者却认为穷困和显达并无二致，“牙旗金甲”和“蹇驴破帽”没有什么区别。这其实并非他心中真实的想法，词人并非像庄子一样，主张天道无为。他满怀报国之志，希望建功立业，取得显达的地位，又怎会无视穷通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是由于报国无门，心中抑郁难解，所以才满腹牢骚而已。
“世事只如此。”作者在此仅着五字，万般无奈却都呼之欲出。至此，其激愤达到顶点，之后，作者一扫前文阴霾之气，一语道破全词的主旨：“自有识鸮鸾。”在文恬武嬉、是非不分的环境下，刘过依然坚信必定有人能够辨忠奸、明是非，从中亦可见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狂放不羁的气魄。
作者在词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抒发内心的不满和无奈，直到最后一句才点明主旨，前后落差巨大，满腹牢骚和激愤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似在悬崖边上勒住了狂奔的马匹，其雄浑、豪迈的气魄读来不禁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