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思妇之词，上半沉思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沈郁，可以泣鬼神。

　　通过女子所居环境氛围的描写，烘托出女子内心深处的寂寞。且“庭院深深”使人很容易想到欧阳修那阕《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首词在某些地方格调颇相似，情感相通。二、三两句更是妙趣横生，刻画闺中少女的情态栩栩如生，与敦煌词《鹊踏枝》中“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日迟迟，鹦哥报道他来到的叫声，使她空喜欢一场，在她寂寞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波澜。“压鬓”二句，是女主人公“闲烦恼”的特写镜头。鹦鹉之能言，都是人教之结果。女主人公思念所爱心切，便把自己最希望的事反复调教于鹦鹉，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当然也希望鹦鹉能及时地报告他的归来。不想这反倒惹出了她的相思烦恼。前后强烈对比，寓意深刻。

　　“低头只是闲烦恼”则写女子心态之沉重烦闷，这种精神上的烦恼不是金玉满堂的物质生活所能消解、抵偿的。“只是”两字下得很妙，将女子无法排遣的伤离怨别之思以直陈的方式表出，具有强调的作用。“闲烦恼”也可见女子的相思之苦触处即是，同时为过渡到下片打下了伏笔。

　　下阕从女子想像在江南的情郎的生活着笔，词的内容也由上阕深闺人的相思烦恼变而为下片感于江南春而产生的盼归的惆怅。

　　江南的春天群芳争艳，青山滴翠，自己与情郎都正是青春年华，纵然高楼红袖迷人，也抵不上回乡与钟爱的女子相聚，共度良辰美景的美好。她方方面面地思念他的一切，设想他在外面的生活情况。而她最担心的，想得最多的，一是他会不会对她不忠，二是他的生活是否艰辛。她设想他在“红袖高楼”行乐的情景，心痛情急，迸出了“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的心声。主人公明知无力阻止爱人出行，但也甘愿为此牺牲！女子的殷殷期盼，在诚挚温厚之中深深地蕴含着坚贞不渝的品质。

　　主人公幻想爱人所禁受的艰辛，好象在同爱人一起禁受，因而身体消瘦，精神困顿。黄昏更是思念更切的时候，因而主人公几乎害怕黄昏！由此想到以前美满相处时的情景，那时候主人公与爱人还开着离别的玩笑；不料这玩笑竟骤成事实，这更使主人公更加难过。尽管这样，末两句说宁愿化身为车前草，挡住情郎西去的道路，冀盼情郎回心转意，早日归来。借用“车前草”的字面意义作文章，虽非首创，以之结尾表白痴情不改的心志，更加衬托主人公痴情的人物形象，有感人肺腑之效。

　　全词委婉细腻，清新雅丽，昭示了一种为美好理想而始终不渝甚至甘愿献身的品格。

　　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