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半阕以“笙歌放散人归去”开篇，可见其着重点不在描写晚上宴会歌舞之盛况，而在抒发乐器放下，宴会解散，人归去之后，词人“独宿红楼”的反思。这里的“红楼”当为南唐宫中的舞榭歌台。鉴于冯延巳当时的官位，故在宴会散后，参加宴会的人各自归去，而他却能“独宿红楼”，享受“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的特殊恩遇。但是，这并没有使冯延巳产生“紫殿红楼赏春好”（李白《侍从宜春苑》）的愉悦之情，相反，在“周师南侵，国事岌岌”之际，“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冯煦《阳春集序》）。“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将珠帘半卷，挂在玉钩，此时云儿收起，升起一轮朗月，此情此景，令人心寒，令人孤愁）正是“意内而言外”的最佳选择。
下半阕首两句“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紧承上半阕，写出时间的推移，由夜里“独宿红楼”，到次日早晨起来，泛舟离开红楼。其中“点检”二字尤足以表现作者“辞学”造诣之深。钱起《初至京口示诸弟》诗中有“点检平生事，焉能出筚门”之句，这些都说明“点检”为认真考核之意。冯延巳于此时此地着以“点检”二字，表明这离去不是毫不经意，而是一棹一回头，认真考查经由之地的特殊景物，然而感受的却是每经一处地方，就在心灵深处荡起一波新愁。最后二句，“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写词人想从这愁苦中摆脱出来。然而，词旨微幽，必得细细体味，才能领悟。“凭仗东流”，照应首句，点明“起来点检经由地”是乘舟而行，引出新愁，但是，还要依仗它来抛下这不断增添的苦愁。“将取”句，则两处用典，意更深邃。一为“离心”，当取屈原《离骚》：“可离心之可同分，吾将远逝以自疏”之意。 一为“橘洲”，当为东流之水中确有长满橘树的小洲树的小洲，因而触发联想，借用杜甫诗句：“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抒发南唐将会在歌舞声中失去江山，自己不如及早离去的感慨，可谓“极凄婉之致也”。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
这首诗首联写登高望远之意；颔联写登高远望所看到的山峦、河水；颈联写看到景象所感；尾联写忧愁无从排遣。全诗意境含蓄素朴，情感朴质真挚，情味隽永。
首二句“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起笔点题，从反面着笔，概括登台远望而愁思袭来的总感受，与谢诗“千里常思归，登台临绮翼”起笔道破主旨，正面点题相比，各有所致，一个“愁”字领起全篇。三、四句承接这“愁”字写景，申发“望”中所见。“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山势连绵，流水悠长，看不到尽头，无有终极，见登临之高，所望遥远，令人忽生彷徨怅惘之感，思绪茫然，一个“复”字，深化了诗人的“愁”思。
五、六两句从以上思绪茫然中引出，“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自成问答，点明“所思”。“竟何在”三字提，“洛阳南陌头”得以突出。萧衍《临高台》亦云：“仿佛洛阳道，道这难别识。”又有诗云：“十四采桑南陌头。”可见都是沿用乐府民歌，一种泛指。含蓄地意味着诗人思念与眺望之中，不惟有故乡、亲人，还有美丽善良的女子，道破主题，含蕴颇为丰富。这缠绵的乡思、绸缪的爱情、美好的追求，与“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的景观联系起来，有一种深厚感人的力量。令人感到：美好事物十分遥远。境界苍茫，美感凄迷。最后二句“可望不可见”这五个字，正是此诗艺术境界之最大的美学特点。一种失落感，多么沉重。“何用解人忧”收住全篇。
全诗语言浅近，承转开合自如。全诗由一个“愁”字出发领起，最后一个“忧”字结束。抒情意味浓重，情景相融。音韵和谐，沉着婉转。首尾扣合，有回环之美，读来余意不尽，饶有民歌风味。
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在梁太子萧统《文选》中被放在“祖饯”一类诗歌的首位。后来，人们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学评论或文学欣赏中谈论到《送应氏二首》诗时，大多数只提及其中的第一首，多为分析其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性，对第二首则往往避而不谈。其实，这两首诗应该视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的内容及主题，还能使读者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第一首诗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荒凉景象。此诗开头由”登“字引出一个“望”字，接下来即描写“望”之所“见”。北邙阪，即洛阳北邙山。《文选》中李善注曰：“郭绿生《述征赋》曰：‘北邙，洛阳北邙，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干东垣。” 段珪等内宦等即携帝于此而后投河自尽，董卓即于此带兵迎帝回洛。而诗人登临此山向远处望去，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景象：宫室尽为荒墟，处处断壁残垣，蒿草疯长，荆棘参天。接着，诗歌由景写到人。董卓之乱后，军阀混战，战乱频仍，这里已经见不到年老之人，只看到一个少年于这片荒芜之中，欲抬脚举步，却找不到路径。四下里荒草遍地，不见一片农田。这个从远方回家的游子，已经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田间小路了。有人说这个游子便是应氏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曾在洛阳为官，他们也应在这时生活过。这固然不错，然而且不说应氏兄弟本为汝南郡人，而单是就诗歌抒情的主体来看，这个“游子”也就是诗中的那个“新少年”，他的所睹所想分明是诗人自己内心的感受！他感叹着民生的凄惨：“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面对这一番破败景色，竟至“气结不能言”，这分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而所谓“平常居”之语，则曹操曾在洛阳多时，曹植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必不是事实。就是这次分别之前曹植也已于洛阳逗留了几日，且"平常居"亦可不必拘泥为"常所居"。
这首诗歌中，诗人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一场社会大劫难后的情景。他所见之状，无非荒残破败，班固、张衡所描画赞颂的“东都”、“东京”的昔日盛况，早已化为灰烬。诗人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记述了目睹的情状，始而遥望洛阳的全貌，由宫室到墙垣，再由景色的萧条到人物心情的震惊和所怀的悲悼。从这首诗中可深深地感受着这个少年诗人对百姓的同情和对社会生活严肃的态度。可以说，在今存建安文士纪丧乱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与王粲的《七哀》诗确实同为最优之作。如果诗歌就此而止，那么全诗与“祖饯”之意似嫌有些距离。因为这首诗毕竟是送别时所作，而且在这样的动乱年代中与友人分别，定是感慨良多。于是诗人接下来写了第二首诗。
在第一首诗中写过那一番破败之景后，诗人在第二首中主要写与友人分别的感受。关于“清时”“嘉会”两句，《文选》五臣刘良注曰：“‘屡’，数也。言清平之时，嘉会之赏，不可数得而常有。”诗人这样的想法自是与第一首诗所写的景与情密不可分的。时历战乱，世事多变，清平之时与嘉会之美怎能常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感叹：与天地相比，人生之短促可不恰如“朝霜”之易逝！这种人生苦短伤时感怀的心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可谓常见，读者也知道在离乱的年代里，没有多少人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虽然诗人在第一首诗中多是对民生的感慨，而与友人相别，自然地想到自己与友人的感情是多么值得珍惜。于是他“愿得展燕婉”于友人，可是事实是“我友之朔方”！关于“燕婉”一词，《文选》中李善注曰：“《毛诗》曰：‘燕婉之求’。”《文选》六臣注中，张铣曰：“燕婉，欢乐也。言我愿得舒此欢乐也。我友，谓应璩也。”因为友人将“之朔方”故而要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于是诗人“置酒”河阳，为他们饯行。六臣注吕向曰：“中馈，食也。言情爱至极，相望苦深，今为离别岂不各愧于中肠。”关于"愧"字的解释李善注引郑玄注《礼记》曰：“病愧，谓罪苦也。”可知其意当为别离之苦百转肠中。再想到友人所去路途遥远，诗人不由想象：如果自己能够与友人化作比翼鸟一起展翅高飞该有多好啊！这些诗句中表达着诗人与友人别离时的无奈与恋恋不舍之情。于是祖饯送别之意溢于纸上。
再者，从诗歌的“气”上来看，自可以将第一首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然而对于第二首诗歌而言，如果没有第一首诗歌中对洛阳残败景象的描绘，则起句“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似显突兀，而不知其由何而生发出的感慨了。建安诗歌“慷慨多气”，陈思王诗则更是更重“骨气”，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 钟嵘在《诗品序》中更是目曹植为“建安之杰”，《诗品》列曹植的诗于上品，并说：“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且感叹：“嗟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之有黼黻。”在《诗品集注》注释中，骨气之“骨”是指诗歌的具体内容，“气”是指诗歌的思想感情。而在一些诗歌欣赏中对《送应氏二首》中“气结不能言”一句中关于“气”字亦解释说：“气，指感情。”的确，第二首诗歌与第一首应为一气呵成，所以"气"不断。将这两首诗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还是一个少年诗人的曹植在诗歌中有对世事的慨叹，对百姓的同情，更有在此情此景下与友人分别的无限惜别之情。只有这样把两首诗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曹植这两首诗歌由感时而更伤送别的主题，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选》将这两首诗列于“祖饯”一类之中的原因了。
这两首诗也一样体现了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第一首诗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洛阳城的景象：从破败的皇家宫室到闾里乡间荒芜的民田，从断壁残垣到参天荆棘，又从“寂寞”的景色写到从远方归来不识阡陌的游子独立于“千里无人烟”的荒野中那一种凄惨和悲凉。此诗除结句外，全用白描手法勾勒了洛阳城的荒芜悲凉景象，从宫室、垣墙写到所见之人，由人而写到了路径与耕田，最后从游子的眼中写明今昔之异，说明繁华消退，一去不返，令萧条不堪的现实画面历历在目。全诗语言质朴，无过分的铺采文藻，然其真实的感受溢于言表。在结构上的特点十分明显。全诗的重点放在描写遥望洛阳所目赌的荒凉景象上，只是由最后的几句带出“游子”，收回到送客远行的主题上来。诗的现实性强。曹植不是为了怀旧或描绘历史的陈迹而写下这篇诗章的，他在北邙山上遥望洛阳城所发的悲悯，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诗人对由董卓之乱以来的战争频仍，良田荒芜，人民流徙，赤地千里，表现了无限的悲愤，说明诗人是关心国是，不忘民生疾苦的有识之士，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此诗所表现的少年诗人忧国忧民之心，正说明了其诗歌气骨不同凡响的原因。对现实的关心与感情的沉郁，正是曹植诗歌成功的关键。全诗句句是景，却又句句是情，这一种情绝不是因了个人的遭遇而发，而是对天下苍生深切同情的表达。诗人的感情如江河般奔流，他忧国忧民的情怀，让后世读着这首诗歌的读者油然而生敬意。这正是诗歌强烈的抒情性的体现。这也许正是“骨气奇高”的体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谈到建安诗风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送应氏二首》中的第一首恰恰是这首诗风的体现，这也是后人谈及此二首诗歌时只提到这一首的原因所在。然而，建安诗歌中对真挚情感的强烈表达亦是建安诗风的一个方面，魏晋时代是一个个性大解放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表露真情时代，这在诗歌中更是非常明显。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珍惜朋友间的友情，对于离乱年代里的分别更觉无限伤感。在这第二首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离乱的年代里分别，更会感觉无限的依恋。世事本无常，更何况在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时与友人分离。
曹植是一个极具感性的诗人，这一点贯穿他的一生。他重视人间的感情，无论是手足之情还是男女之情、朋友之情。他与曹丕立太子之争不能不说很是激烈，但他在随父出征与曹丕分别时依然恋恋不舍即是说明。这样一个视感情重于生命的诗人，如果在与友人分别时只看到了满眼的凄凉景象，而不言惜别之情，不是有些异样而不符合其本性了吗？所以这二首诗歌，必非如有的人所说的做于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是做于一时，或者说诗人认为这两首诗歌是不可拆开来作分析而必然要作为一个整体来鉴赏方可领会其中的真意。
按照多数学者的说法，这是一首情诗，是以一个姑娘的口吻写出来的。诗中提到的事件，恰恰是姑娘与情郎激情幽会的地点：“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那一蓬蓬高与肩齐的大麻地，那一片片密密的麦田垅间，那一棵棵绿荫浓郁的李子树下，都是姑娘与情郎情爱激发的地方。所以，当姑娘回味这种强烈的情爱行为时，总也忘不了那个神奇的地方。尤其是诗的第一、二章，都有“彼留子”的明确指涉。而第一章的“将其来施”，第二章的“将其来食”，更明确地写出，姑娘与情郎的幽会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他们在大麻地里、小麦垅头、李子树下，演出过一次次激情的戏剧，付出了整个身心。他们的情爱是真实的，也是牢固的。他们并没有追求一次性的疯狂，而是让纯真的爱掀起一层又一层的热浪，永久地持续。第三章的最后，写到“彼留之子，贻我佩玖”，用物质的形式（佩玉），把非物质的关系（情爱）确定下来，以玉的坚贞纯洁牢固，表示两人的爱情的永恒。可以想像，接着下去，姑娘将与情郎共偕连理，成家育子，延续生命。一个新的家庭，将延续那一段热烈纯真的爱情。这就是姑娘在歌唱爱情时寄托的热望。
这首诗表现了二千多年前黄土高原上那对青年男女的柔情蜜意。其情绪热烈大胆，敢于把与情郎幽会的地点一一唱出，既显示姑娘的纯朴天真，又表达俩人的情深意绵。敢爱，敢于歌唱爱，这本身就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