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游丝，蜘蛛等昆虫所吐的丝。因其飘荡于空，故称。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俱是咏物之作:或就物咏物，无明显的寓意;或托物言情，隐含身世之感、家国之思。本篇属于前者，可以说是词中的纯文学。
首二句意说，空中飘忽的游丝，有如春天之神(东君)手中长长的带子，把时光系住。两句暗用比喻，点明游丝见于春季。“系”字，不仅将游丝与春天连结在一起，而且使看不见、摸不着的“韶华”变得具体可感。接着两句写它在野外飘忽、荡漾的情景。沙，水边沙地或水中沙洲。一“穿”、一“漾”，写其态;“小径”、“晴沙”，代表郊野之地。“正阴云笼日，难寻野马;漾飔染草，细绾秋蛇。”野马，指水面浮动的云气。《庄子·逍遥游》:“野马者，尘埃也。”成玄英疏云:“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奔马，故谓之野马也。”飔(sī思)，凉风。绾(wǎn碗)，盘结。两句说阴云笼日，水面上看不到浮动的云气;微风漾拂，染绿了春草，那细细的游丝，就象盘结的秋蛇。前三句写春阴景色，后一句以“绾秋蛇”设喻，生动地写出游丝之状。以上八句，运用两个比喻以及“系”、“穿”、“漾”、“绾”四个动词，加上季节、天气、环境的衬托，写出了游丝的情态，画面宁静中带有飘忽的动感。八句只就游丝本身着笔，下面“燕蹴”三句，则由游丝本身引出“燕”、“莺”、“花”等春天之物，用“蹴”、“低”、“衔”、“溜”、“惹”等字使游丝与三者关联，组成另一个春日游丝的画面。较之前一个画面更富生趣，动感更强，描写也更为生动。你看那飘忽荡漾于空中的游丝，被燕子蹴踏而飘向低处，莺儿想衔着它又被它溜走，它挑逗着遍地的落花，……它跟大自然的燕燕莺莺、花花草草尽情地嬉戏玩耍。自“纵许”二句至全词的结尾，画面又一次转换——主角是游丝与人，游丝的描写又推进一层。“纵许”二句，以户外为环境，是上下片的过渡。朱户，朱门，指贵族的邸宅。一“纵”、一“终”，一“度”、一“愁”，词笔转折，写出欲“度”不“度”之状。两句用拟人手法。
下片承上片最后二句，将游丝与人的画面继续拓展，仍用拟人手法。“惆怅谢娘池阁，湘帘乍卷，凝斜盼，近拂檐牙”——它飘荡于小池楼阁，这时湘妃竹帘子刚刚卷起，它感到有点惆怅，凝目斜视，漾拂着牙状的屋檐。三句以户内为环境。谢娘，晋王凝之妻谢道韫。因其才学过人，后因作为有学问的女子之称。此泛指女子。“惆怅”与上片“愁”字呼应，写怕被人看见的心理。“凝斜盼”，写神态。三句将游丝左右飘荡，若即若离之状态写得出神入化。“疏篱”之句，仍写户内，环境由池阁”挪至疏篱短墙相隔的“别院”。接着由户内转到街上:“红袖招时，偏随罗扇;玉鞭堕处，又逐香车。”玉鞭，鞭之美称。处，与上句“时”字义同，非指处所。香车，女子所乘之车。一“招”、一“随”、一“堕”一“逐”，见出“漾薄”。四句将游丝拟作“春心不定”的“漾薄”男子。歇拍以谐谑之笔将作者自己作比。对“红袖”四句的描写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综上所述，这首词通过画面的不断的变换，运用比喻、拟人等多种手法，将所咏之物写得形神兼备。全篇“层台婵媛”(谭献《箧中词》)，体物入微，用字准确，处处显示出作者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