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为忆姬之词，与清真之实惜别而题咏柳者同意。这首词忽起忽伏，声情激越，是变徵声。全词共分四片。

　　第一片将出水芙蓉的美艳与抒情对象巧妙地结合起来，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所恋女性的优美形象。词人曾在“横塘”寓居，这里以倒叙方法，叙写当年的一个片断。他们在湖中乘舟穿过荷丛，观赏、戏弄着湖里的鸳鸯。她在晚霞中“笑折花归”，“润玉瘦、冰轻倦浴，斜拕凤股盘云坠。”形象地刻画出有似出水芙蓉的女性形态之美。“听银床声细。梧桐渐搅凉思。”桐叶飘坠的微细声响引起了词人心中秋凉将至的感觉。

　　第二片写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时光飞逝，往事已隔多年。燕子归来，旧巢不存，心爱的人已经离去。风吹竹响，引起词人的错觉，以为是故人敲门，但很快便意识到，故人再也不会象以往一样叩门而入了。“误惊起、风竹敲门，故人还又不至。”借用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诗句“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因竹而思及故人，因故人又想起与竹有关的另一件事情：“记琅玕、新诗细掐，早陈迹、香痕纤指。”睹物思人，旧情不堪追记。“罗扇恩疏”是她当时的怨语，现在竟成事实，特别感到后悔和自责。由此又引起对于往事的种种回忆。

　　第三片写“旧日”。“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三句由西园移到西湖。写昔日西湖上共赏一湖荷莲，盈盈照水，如今几度梦魂萦绕。“乍湿鲛绡，暗盛红泪。”分写雨打在花瓣上，如鲛绡乍湿；雨落在花心中，如盛红泪的情状。与起笔“横塘棹穿艳锦，引鸳鸯弄水”相比，这里已蕴含深深的离别之悲。“綀单夜共，波心宿处，琼箫吹月霓裳舞”四句，写月下荷叶荷花随风摇曳如霓裳云舞。这段描写使读者不由产生关于青春的欢乐、真挚的情感、浪漫的趣味的联想。“向明朝、未觉花容悴。嫣香易落，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这时词意忽然逆转，以叹息的语气描摹出西湖情事的悲惨结局：“嫣香易落”。“回头”与“几萦梦寐”相照应，合理地插入对这一段艳情的回忆。结尾处痛感往事已烟消云散。这一片词，有头有尾，在描写中又处处体现物性，予读者以一种朦胧之类。

　　第四片写今昔之感。“残蝉度曲，唱彻西园，也感红怨翠。”三句，写秋蝉感伤西园花枯叶落，哀鸣声声。“念惯省”明写蝉，实为逆入，回忆双栖于西园的往事。“暗柳追凉，晓岸参斜，露零沤起。”三句既写昔，也写今。既写二人夏夜柳荫纳凉，絮絮细语，不觉参星西斜，天近拂晓。也是写眼前在西园中孤单的日子。“晓岸参斜，零露沤起”，为荷塘边独自漫步的眼前景，“丝萦寸藕，留连欢事。”含蓄地表达了夏夜两人之欢。空见藕而不见莲，应前“回头澹碧锁烟，镜空画罗屏里。”二句，繁华飘撇，镜屏已空，徒令人悲。“桃笙平展湘浪影”对应“綀单夜共”，“有昭华、秾李冰相倚”对应“琼箫吹月霓裳舞”，遣词妍雅，涵蕴无限感伤。结以“如今鬓点凄霜，半箧秋词，恨盈蠹纸。”三句，人已老，词空赋，“霜”为“凄霜”，“词”为“秋词”，如何不令人恨。往事如零露沤起，转瞬已在浮光泡影中。

　　这首词咏荷，能得荷之神理、气韵。写雨中之荷、月下之荷，笔致曲折多变，但通篇清气流贯，澄澈如月，因所咏皆由忆姬而起，脉络清晰。这首经过高度艺术处理的咏物抒情词，内容十分丰富，是词人一生情事的总结。作者以曲折变换的词笔表现出来，借以掩饰心中那不愿为人所知的情感秘密，饱含了词人对造成这种悲剧的封建礼权和封建制度的反感。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汴京纪事》诗二十首，痛感山川破碎，国家受辱，表达自己的忧伤与愤慨。这里选的是最后一首。

　　刘子翚写汴京的组诗，大多数通过今昔对比，列举熟知的事与物来抒发兴亡之感，所以在这首诗中举李师师的遭遇以表现汴京昔日的繁华已烟消云散。诗从李师师目前情况写起，说艳名压倒平康的李师师，在乱后流落湖湘，久经磨难后，颜色憔悴，歌喉也非复当年。诗感叹：李师师往时歌舞时所穿的金缕衣、所用的檀板现在仍在用，但都已经陈旧了，谁能相信她当年曾以美貌与伎艺使君王倾倒呢？诗写的虽然是人，主题却是从人的经历上反映国家遭受的不幸，达到了以李师师为典型反映社会动乱的目的。

　　通过描写往昔闻名的歌姬寄托盛衰之感的七绝，在唐代就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作品，最出名的是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写安史乱后，名歌手李龟年流落江南，杜甫与他相会，回想起开元盛世，不胜唏嘘。诗将今昔盛衰之感，隐藏在字里行间，使人黯然欲泪，如以“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反衬相遇的难堪，以“又逢君”点出今昔，烘托出感伤，都很见锤炼。刘子翚这首诗在主题上承继前人，但一开始就直述“辇繁华事可伤”，虽简捷明快，与杜诗比，就少了含蓄。刘子翚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则与温庭筠《弹筝人》更接近，温诗云：“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在结构、布局及内容命意上，二诗都有相同之处。

　　上片写江南雪景。“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开头二句写登临的兴致和原因。“如唤”二字下得好，表现出词人的逸兴豪情。“江平雪晴风小，”说明正是登临观雪景的好时机。“湿粉楼台，酿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这三句写登临所见的近景。“微茫”三句，是登临所见远景。这一带峰峦相属，有瑞石山、宝月山、峨嵋山、浅山、金地山等。“为问”二句，由景入情，忽然怀念起友人来了。作者化用王徽之雪夜访友这个典故。王子猷访戴是因雪景兴之所之，又同在越地，因此词人化用这个典故，表达期待友人来访，或趁雪后去拜访友人，都很贴切。借用这一典故，一方面表现了对友人的思念之切，同时它又表现了词人登临观雪霁时的逸兴豪情，很有些疏狂豪放的意态。

　　下片主要抒情。“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三句，承接上片，写对友人的忆念。因听不到朋友亲切的笑语，惆怅之情萦绕于怀，竟至难以排遣，可见情谊之深厚。接着“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三句，进一步写思念之苦。梅花常于雪天开放，它是春天的使者。古代文人赞赏梅花的气节风骨，常常相携赏梅、咏梅。因此梅花又是友谊的媒介和见证。文人常以梅花为题寄托友情或离愁。南朝陆凯寄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宋姜夔《暗香》词云：“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吟得梅花但储”可能是从姜夔词境化出的。“俱恼”者，人与梅皆烦恼也。无知的梅花与人一样，也为离别而愁绪满怀，这同“红萼无言耿相忆”如出一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词人故作豪情，登高呼啸，以排遣因离愁所造成的郁闷。宋代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词云：“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将花插帽”盖脱胎于此。它紧承“吟得梅花俱恼”句，突然宕开一笔，由抑郁转向疏狂，拓展了词境。南宋初，金主完颜亮南侵，声称欲“立马吴山第一峰”。“第一峰”之名由此而得。词人登临吴山，便是身在第一峰头，正是金主完颜亮当年望尘莫及之处。这里特地点出“第一峰头”含有自夸豪壮的意味。这“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三句，将词人疏狂的意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情貌毕现。结尾二句，“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诗中“玉龙”喻雪神。后人常以玉龙喻雪，也借喻雪山。清代张四科《大雪宿盘豆驿》词云：“天际玉龙夭矫，一片荆山弄寒色。”即把玉龙比作雪山。“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点明了“望隔江霁雪”的词题。词人忽见斜阳穿破云层，洒下一片霞光，把远处的雪山映照得明丽动人。这幅雪山夕照图，境界阔大，色泽艳丽，气韵生动，恰又衬托了词人的逸兴豪情。以景语作结，词境更为蕴藉。

　　总观全篇，由景人情，再由情人景。词以登临观雪景起笔，以雪山夕照收结，首尾一体，紧扣词题。上片主要写景，下片着重抒情，而景与情的转换过渡自然，又互相映照渗透，熔景与情于一炉。尤其下片“将花插帽”数句刻画词人疏狂豪放的形象，虎虎有生气，简直呼之欲出，更为词篇增色。较之一般触景伤怀的吟唱，风格意境迥然有别。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