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辛弃疾的山水词与前代山水诗不同，不仅是单纯地摹拟自然，更重要的是富于想象，赋予大自然以人格，同时又兼有磅礴的气势。此词就是这样。据词序，《山鬼谣》之名是取屈原《离骚》《九歌》之意。《山鬼》，一曲人神恋歌，词人借以咏雨岩怪石。词写得诡异奇特，与石之“怪甚”十分相称。

　　上片头二句“问何年，此山来此？”著一“来”字便把偌大一座博山拟人化了。从历史长河中来看，这座山当有形成的日期，但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没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提问的对象，并不确指，又巧妙地以“西风落日无语”作答，使渺茫的太古融入了瑟瑟西风、奄奄落日之中，竟不可得一究诘之所。既渲染了冷峻阴森的气氛，又引起日落后神秘可怖的悬想。究诘既无所得，所以紧接着便以猜度之词说：“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白虎通义》：“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传说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页。《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周易》“易有太极”疏云：“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说这怪石早于伏羲，实际上便把近在眼前的怪石写得超越千古，无与伦比。这是从纵的方面来写的。“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则是从眼前的景物照应远古写的。空山无人，溪水清澈，缘溪而行，一尘不染。人间虽然经历了沧桑，但这儿依然“红尘不到”，只此才与太古相似。既突出了雨岩环境的无比幽静，又透露了词人对纷扰、龌龊现实的厌恶。词人独游雨岩的词作，大多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感慨。空山独酌，孤寂可知，“一杯谁举”，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然而“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巨石不能与词人共饮，酒杯却又被山鸟打翻了。巨石不起，是无情之物体。而山鸟覆杯，可能是无心，也可能是有意，还或许是精灵所使。或真或幻把“山鬼”之灵从无写到有。由此可见，山鸟的插曲，正是人、物交感的契机。妙在写得空灵，犹如山鸟之去，无迹可寻。与之相对者唯有此一块巨石。

　　如果说上片写极静的意境，那么下片就写了极动的景象：龙潭风雨，足以惊人；长达三十馀丈的巨石，然被掀而舞，就更加骇人了。继之“四更山鬼吹灯啸”，不禁“惊倒世间儿女”。如此层层渲染，步步推进，直到“山鬼”出场，令人惊心动魄。词人对于雨岩之夜的描绘如此笔酣墨饱，显然是快意于这种景象。龙潭的风雨，石浪的掀舞，山鬼的呼啸，其势足以冲破如磐夜气，其力足以震撼浑浑噩噩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惊倒世间儿女”也没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词人长期被压抑被钳制的心声，突然爆发出最激越的声响。可知以怪石为知已，不仅在于它远古荒忽，阅尽沧桑，而且更在于它惊世绝俗，能使人在精神上受到震动。词人与之相通者，大概就在这里。他说：我以石为知已，石亦以我为知已。所以接着说“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神交心许。”这个“苦”字语意双关，既是说登山涉水之劳，也是说内心之苦，知已难得，人间难求。既“神交心许”，便深合默契，难分难解，所以最后说“待万里携君，鞭苔鸾凤，诵我《远游》赋”，从横的空间展示了广阔的天地。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诗云：“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词人要携带“山鬼”，驾驭鸾凤，云游万里了。词人在这里说“诵我《远游》赋”，主要是表明他追求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屈原内心的苦闷是与追求理想的渴望交织在一起的，辛词的用意亦在于此。

　　这首词把写景合咏物揉合在一起来抒情言态。由于寓意深刻，感情炽热，形象生动，渗透着对国家兴亡和作者本人身世的感慨，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元人刘敏中曾写过一首《沁园春·号太初石为苍然》，显然摹仿此词。这说明《山鬼谣》一词，对后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宋·俞文豹《清夜录》：“范文正公镇钱塘，兵官皆被荐，独巡检苏麟不见录，乃献诗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

　　范仲淹是宋朝时的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他学问很好，能诗能文。他写的《岳阳楼记》十分著名，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

　　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任职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或晋升，大家对他都很满意。

　　这时候，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却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得到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一定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办法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高兴起来，他赶忙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赐教。

　　范仲淹读着苏麟的诗，很快就会意地笑了。他吟诵着诗中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完全懂得了苏麟的言外之意。是呀！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麟得到了提拔。

　　苏麟的这首诗，因为只写了两句，所以称为“断句”。“易为春”，后来演变为“易逢春”、“早逢春”。

　　候鸟迁徙的习惯，自古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雁每年冬天都要从北飞到南，春天又从南飞到北。代代如此，毫无变更。这种因历史文化地理因素产生的生态平衡现象，一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题材。李白的这首《鸣雁行》就是借写胡雁迁徙的艰辛，抒发对“暗箭”的畏恐心理。

　　“胡雁鸣，辞燕山，昨发委羽朝度关”，开头三句写北雁辞别故乡南来。雁鸣中天，划空而过，似乎是为了逃离某种灾难或留恋故乡而悲鸣，它们从燕山一带南下，一直不曾停留。雁鸣声在历代诗人笔下往往带有凄厉的伤感色彩如谢灵运诗“嗷嗷云中雁，举翮自委羽。”“昨发委羽朝度关”一句写雁南徙的速度之快，显示大雁对季节变化的敏感，也写出人通过对候鸟的观察从而感受春秋代序。

　　据说雁在长途跋涉时为了防范人的弋射，便口衔芦苇，令箭不得截其翼，所以成群结队“一一衔芦枝”。《古今注》说，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飞，箭射不到，所以不怕被射杀。但是到南方后，气候的温润，物产丰饶，换过羽毛后便增加了体重，到了要回到北方时，体肥不能高飞，怕被人捕获，经常口衔芦苇数寸，以防被射中。“南飞散落天地间，连行接翼往复还”，两句概括了南来北往的雁阵的这一特殊求生现象。虽然这体现出雁群防御的本能，但是这种防范措施在捕射者看来的确微不足道。这就更显出大雁被射杀的命运不可避免，以及诗人的担忧。

　　接写南飞的大雁寄居之处：“客居烟波寄湘吴。”江南地区以湘、吴最为平沃，潇湘洞庭又常作为江南鱼米之乡和古代诗词描绘诗人理想去处的代名词，因为那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而此处的“客居”又带有李白的生活经历。李白遭谗言，愤而离开玄宗，又因参加永王李璘的西征而被流放，许多忧愤无处申说，而在这种境地里，历尽艰辛的大雁的形象又分明寄寓了诗人的感情了。尽管是局部的寒冷气候，“凌霜触雪”也足以让这些南来之禽“毛体枯”了。“凌霜触雪”表明环境的严酷，大雁为了生存，需要觅食出行，但终因内外环境的险恶而需付出重大代价，还要经常处在一种担心被捕杀的害怕状态之中，所谓“畏逢矰缴惊相呼”。这句大意说，大雁经常互相以鸣叫声来招呼同伴，好象这种方法可以躲过被射杀的厄运似的，但实际上却是完全不由自主。一“惊”字，生动地写出大雁惶惑恐惧之情状。

　　诗人设想，在这种情形中，只要听到有弓弦的声音，大雁便会从空坠落。“闻弦虚坠良可吁”，是说这种境遇的危险，生命的毫无保障，是多么的可悲可叹。因此诗人愤而责问：“君更弹射何为乎？”或许它们还在充当信使，为远方的人们传递信息哩，为什么要对这种毫不妨碍人类生存的义禽动杀机？这里流露出诗人的不平和愤激。

　　鲍照的《鸣雁行》叹雁之辛苦霜雪，为了在自然环境中竞争生存而付出重大代价，李白则在本诗中感叹雁之无辜遭弹射；增加了人为的险恶环境。不难看出，写雁的遭遇正是为自己的逢难寓感。这一用意，明代的胡震亨早已指出。明代文徵明有《鹧鸪天·秋雁》词，其中“江湖满地皆矰缴，何处西风有稻梁。”也是借大雁随时都有罹难的危险，表达封建社会文人的忧患心态，可以看出受李白的影响。或者说封建社会的文人就如雪中雁，随时都有遭射杀的危险，所以鸿雁传书的义举、迁徙的悲鸣与艰辛等情形就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出的观感就更真切感人。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