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皇甫晖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于是作《伶官传》。
注释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
理：道理。
岂：难道。
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
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世人说。
以：把。
矢：箭。
立：即位。
与：赐给。
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
乃：你的。
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
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
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
锦囊：丝织的袋子。
负：背负。
前：在前。
及：等到。
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
旋：归，回。
纳之：把箭放好。
方：正在。
系：捆绑。
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
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
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
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
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
及：等到。
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
抑：或者。
本：探求，考察。
迹：迹象。
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
兴：使……兴旺。
逸豫：安逸舒适。
举：全，所有的。
莫：没有人。
忽微：极细小的东西。
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这篇文章是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文章总结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得天下而后失天下的历史教训，阐明了国家盛衰取决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讽谏北宋统治者力戒骄奢，防微杜渐，励精图治。
本文共四段，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这一立论的根据。
文章以“呜呼”的感叹突兀而起，一起笔就发出对历史的深沉感慨。接着用转折关系的反问句，强调人事的作用，提出中心论点：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叹一问，一退一进，不仅使论点醒人耳目，而且为全文定下了叹惋的基调。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说明立论的历史根据。“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一“得”一“失”，与论点中的一“盛”一“衰”相应，并领起下文。
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论证中心论点。
第二段承上叙事，详述庄宗接受并执行晋王遗命的事例。
上段既然提出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例可以为证，这段接下来自然先写得天下的情况。关于庄宗得天下的过程已经写入《新五代史》中的《唐本纪》，此处再写未免重复，也造成文势的拖沓，而且不合序论的体制，所以这一段选用了“晋王三矢”的故事。这一故事属于传说，不能确定为史实，因此，包括《新五代史》在内的正史均未收入。但这个故事在当时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中对此做了记载。这个故事生动而又有典型意义，能给人以新鲜感，其精神也符合晋王和庄宗的情况，所以欧阳修把它选入文中。为了慎重，在前面加了“世言”二字。这一故事是中心论点的主要例证，是支撑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也是下文议论的依据。
这一段以“三矢”贯穿前后，分两层来写。第一层是庄宗接受遗命，先写晋王赐三矢，次写晋王遗命，详细交待赐矢原因，再写庄宗将三矢“受而藏之”；第二层是庄宗执行遗命，写庄宗出师、征战以三矢励志，大告成功，还三矢于先王。其中着力写庄宗对三矢的恭谨态度。从庄宗“受而藏之于庙”，以及“其后用兵”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接受遗命，矢志复仇的决心和意志，这正是他得天下的原因。“受”“藏”“遣”“告”“请”“盛”“负”“驱”“纳”等词，描绘出庄宗忠实执行父命的形象，概括了庄宗全盛时期的征战情况，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这就为下面的议论做了准备。这一段叙事语势比较平缓，没有任何议论，但却寓论点于叙事之中，以叙事论证了论点，与第一段的“盛”和“得天下”相照应。全段叙事欲抑先扬，为下文写“抑”张本。
第三段转而议论，评论庄宗的盛衰，阐明中心论点。
这一段由叙事转入议论。先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赞叹庄宗的成功，用“意气之盛”回应文章开头的“盛”字和“得天下”三字，并顺承第二段的叙事；继而慨叹他的失败，用“何其衰也”回应文章开头的“衰”字和“失之”二字，并转承第二段的叙事。这一大起而至大落的转折，将庄宗极盛和极衰的两种情形作了极强烈的对照。同是一个人，由“盛”转“衰”，变化如此巨大、鲜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连用两个设问句，前一句以反问的形式否定“得之难而失之易”的说法，后一句强调成败得失“皆自于人”。这样设问既引人深思，又寓结论于疑问之中。接着引《尚书》中的话作答，并顺势从中引申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这就对庄宗的“成败之迹”做了概括，点明了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说明“盛”“衰”异时，截然相反，本源在于“人事”，与开头提出的论点相照应，是论证所得的结论，揭示了所谓“人事”的内涵。
第三部分（第四段）进一步议论，引出教训，总结全文。
本来行文到第二部分，论点已得到证明，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又进一步议论。用“故”字承接上文，再次评论庄宗的盛衰，以“莫能与之争”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的教训，得出具有更普遍意义的结论，强调能使人逸豫亡身的不仅限于溺爱伶人，如果小看“忽微”，沉溺于声色犬马的逸乐之中，忘记忧劳兴国的至理，同样会导致身死国灭的下场。作者在这里含蓄地批评朝政，讽谏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意味十分深长。这就使事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更具有普遍性。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例证法
本文属于史论。写史论一般都要使用例证法，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运用这种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典型事例。本文第一段就提出以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史实为论据，但在具体选材上，却以“晋王三矢”这一不能确定为史实的传说作为事例，并加以详述，体现了作者精于选材的匠心。文章并没有写庄宗如何“逸豫”，但通过“晋王三矢”这一典型的、生动的事例，充分地体现了庄宗的“忧劳”，突出了“人事”的作用，再辅之以评论庄宗盛衰时所涉及的点滴史实，就使人对于庄宗的由“盛”而“衰”、由“忧劳”到“逸豫”不言而明，达到了以材料论证观点的目的，起到了以古鉴今、举一反三的作用。
对比论证法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盛衰之理，由于人事。这一论点本身就是一个既正反对立又合而为一的命题。作者运用了—组组简洁强烈的对比，人事与天命、盛与衰、得与失、难与易、成与败、兴与亡、忧劳与逸豫，说明成败之迹皆出于人事。全文以“盛衰”二字贯穿始终，从“盛”“衰”两个方面，围绕着“人事”进行层层深入的对比论述。本文的对比论证在总体上着眼于“盛”“衰”与“忧劳”“逸豫”的因果关系，从中心论点到论据，从论证过程到结论，不论是所用的事例或史实，还是作者抒发的感慨和议论，都是对比性的。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既突出了中心论点，使说理深刻、透彻，也使文章一气贯通，前后呼应，脉络清晰，结构严谨。
⒈语言委婉，气势充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毫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毫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的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明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充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伶叙传序》：“抑扬顿挫，得《毫记》神髓，《五代毫》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毫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⒉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王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明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⒊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明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明省。
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这是写男子思慕女子之作。上片写男子见到女子倩影时的惆怅；下片写他的幻想，结尾一句无限感伤。全词表现了男女间无比缠绵的思慕之情。
全词好似一幅疏帘仕女图，风度婀娜，仪态优雅，犹如出自周昉手笔。晚妆初过，姗姗而行，长裙曳地，步履盈盈，从竹帘稀处现出窈窕身姿。这模样，当是词人亲眼所见，故印象极深。“晚帘疏处见分明”者，是说起先在竹帘掩映下隐约可见。不无遗憾；直到行至竹帘疏处，才见个分明，活脱脱地表现出帘外人神情的专注，内心的向往和勃发的喜悦。虽说是“见分明”，终因这一帘之隔，而产生一种距离感。这美好的形象，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终隔一层，所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正因为终隔一层，愈觉其美好，隔帘花影，愈见其朦胧迷离之致。这便是“隔”在美感上的作用。词人处于此情此景，“此时堪恨昧平生！”在那时候难免有咫尺天涯之恨，不禁从心头中呼出：“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真想去亲近她啊，只恨素昧平生，欲识无缘！”在一、二句历历如绘的形象描写之后，“此时”两字，浓缩了多少一见钟情的复杂感受，真是不如休见，不见也罢，见了又怎样奈何这一腔柔情。从“此时”两字可以看出，一、二句所写的是事后的追忆。这短暂的一幕，已经深深地印在心中，无法忘怀了。
过片仍在玩味着对昔日的回忆。身影摇曳，那是她在闪烁的烛光下深夜独坐，见了已经叫人黯然神伤；乐声铮铮，那是她在拨轴弹弦，漫不经心地品琴，听了更令人无端惆怅。这里写偷窥身影，暗听琴声，可以想见迷恋之情。用“残烛”“品弦”四个字，写坐至夜深，琴声凄楚，细腻地刻画了对方心事重重的苦闷和自己体贴入微的怜惜。“早是……更……”的递进句式，又加重了语气，增加了当时无限倾慕和回忆时百般叹惋的感情浓度。最后一句折回，写眼前的叹恨：“杳无消息若为情。”昔日情事，早已风流云散，别后更踪迹难寻。但往事历历可思，的确难以忍受这萦怀绕梦、欲罢不能的绵绵情思。
《浣溪沙》是小令中比较简单朴素的形式，最宜于以清淡之笔作素描式的抒写。“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这首抒情小词，正有此淡妆之美。在工笔重彩、姹紫嫣红的花间词中，像一枝香远益清的婷婷玉莲，别具风姿。“三只脚”的《浣溪沙》不易写好。俞平伯在《清真词释》中说：“两脚一组，一脚一组，两脚易稳故易工，一脚难稳故难工，不用气力似收煞不住，用大气力便轶出题外。或通体停匀，或轻重相参，要之欹侧之调以停匀为归耳。”这自是甘苦之言，指迷之论。孙光宪的这一首，上下片都是用前两句描绘当时情景，后一句以唱叹法抒情。正可谓轻重相参、通体匀称，堪为楷模。其写情细腻，造语自然，更值得玩索。
首句点出残雪产生的背景。
“风卷寒云”既是雪后天晴的征兆，又是次句“江烟洗尽柳条轻”的基础。大风卷走寒云，也将江面上的云烟雾气一扫而空，又吹落了柳枝上的积雪，使柳枝轻摆。雪晴在天“暮”之时，为结句“一夜明”作了极好的铺垫。
次句意境清朗，容量很大。雪后天晴，烟云荡尽，江天高朗明净，江边柳条轻盈，随风婀娜摆动。“洗”字，“轻”字，用得极为准确。原来江面上霰雪纷纷，白雾蒸腾；现在一下廓清，纤尘不染，仿佛洗过的一般。原来柳枝低垂，没精打彩，不胜积雪之重压；如今一旦卸下重负，感到特别轻松，显得特别轻盈。如此一来，雪的世界当然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残余的踪迹了。这么纷繁的意象，仅用了七个字，真是精炼至极。
三句转笔蓄势。目光由远处转向近处，范围从整个江郊转向韩舍人的檐前，景象从壮阔转向细微。“数片”说明雪之残存不多，故只得“一夜明”；“无人扫”突出环境之幽雅清静，故能映雪夜读。如此蓄足笔势，结句的出现便如顺水之舟了。结句“又得书窗一夜明”仍紧扣住“残雪”写想象中之虚景。说明雪还没有融尽，檐前还保留一点洁白的残雪，想象着它的反光映照在书窗上，显得环境格外清幽，可以像晋代孙康那样映雪夜读。但可惜只得一夜享受，明天残雪一化，雪的踪迹全无，就不能再有这种享受了。表达对残雪充满无限喜悦留恋的心情。据《尚友录》载：“晋孙康，京兆人。性敏好学，家贫无油，于冬月尝映雪读书。”此句暗用其事，还兼有赞美韩舍人刻苦好读之意。如此用典，咸淡自知，却了无痕迹，真是进入了化境。
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