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梦,梦境恍惚朦胧,扑朔迷离,充满神秘感,主题不易捉摸,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曲折而复杂的情怀,似是暗寓诗人既想超凡出世又十分留恋人间的思想矛盾。全诗一句一截,各自独立,描绘了秋夜、春宵、棋罢、酒阑四个不同的意境,如同四幅单轴画,但又是浑然天成;同时对仗工巧,前后两联字字相对,天衣无缝。
首句写静夜景色。从“凉”“月”等字中可知时间大约是在秋天。一轮明月把远近山头照得如同白昼,作者在夜凉如水、万籁俱寂中吹笛,周围的环境显得格外恬静。“千山月”三字,已经空阔,给人一种玲珑剔透之感。
次句刻画的却是另一种境界。“路暗”,说明时间也是在夜晚,下面又说“百种花”,则此时的节令换成了百花争妍的春天。这里又是路暗,又是花繁,把春夜的景色写得如此扑朔迷离,正合梦中作诗的情景。此二句意境朦胧,语言隽永,对下二句起了烘托作用。
第三句借一个传说故事喻世事变迁。梁代任昉在《述异记》中说:晋时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就置斧旁观。童子给王质一个像枣核似的东西,他含在嘴里,就不觉得饥饿。等一盘棋结束,童子催他回去,王质一看,自己的斧柄也已经朽烂。回家后,亲故都已去世,早已换了人间。这句反映了作者超脱人世之想。
末句写酒兴意阑,思家之念油然而生,表明诗人虽想超脱,毕竟不能忘情于人世,与苏轼《水调歌头》所说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意境相似。
四句诗虽是写四个不同的意境,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暗寓诗人既想超脱时空而又留恋人间的矛盾思想。
“诗言志”,全诗至结尾,寓意就逐渐明朗了。诗人的抑郁恍惚,与他当时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作此诗时欧阳修还在颍州,尚未被朝廷重用。所以这四句是在抒发心中的感慨,它的妙处是没有把这种感慨直接说出。这种意在言外的手法,要仔细体察才能明其究竟。
此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仗工巧,天衣无缝,前后两联字字相对。这是受了杜甫《绝句》诗的影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夜凉如水,月笼千山,凄清的笛声飘散到远方;路上一片昏暗,千百种花儿散落满地,把人的视线都给弄迷糊了。
下了一局棋,竟发现世上已经换了人间,也不知过去多少年了;借酒浇愁酒已尽,更无法排遣浓浓的思乡情。
注释
千山:极言山多。
“棋罢”句:暗用王质的故事。
酒阑:谓酒筵将尽。
此诗记述梦中所见,载于《居士集》卷十二,它前后的两首目录原注都标明为公元1049年(宋仁宗皇祐元年),可能为同时所作。当时作者因支持范仲淹主政的庆历新政而被贬谪到颍州。
此诗写梦,梦境恍惚朦胧,扑朔迷离,充满神秘感,主题不易捉摸,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曲折而复杂的情怀,似是暗寓诗人既想超凡出世又十分留恋人间的思想矛盾。全诗一句一截,各自独立,描绘了秋夜、春宵、棋罢、酒阑四个不同的意境,如同四幅单轴画,但又是浑然天成;同时对仗工巧,前后两联字字相对,天衣无缝。
首句写静夜景色。从“凉”“月”等字中可知时间大约是在秋天。一轮明月把远近山头照得如同白昼,作者在夜凉如水、万籁俱寂中吹笛,周围的环境显得格外恬静。“千山月”三字,已经空阔,给人一种玲珑剔透之感。
次句刻画的却是另一种境界。“路暗”,说明时间也是在夜晚,下面又说“百种花”,则此时的节令换成了百花争妍的春天。这里又是路暗,又是花繁,把春夜的景色写得如此扑朔迷离,正合梦中作诗的情景。此二句意境朦胧,语言隽永,对下二句起了烘托作用。
第三句借一个传说故事喻世事变迁。梁代任昉在《述异记》中说:晋时王质入山采樵,见二童子对弈,就置斧旁观。童子给王质一个像枣核似的东西,他含在嘴里,就不觉得饥饿。等一盘棋结束,童子催他回去,王质一看,自己的斧柄也已经朽烂。回家后,亲故都已去世,早已换了人间。这句反映了作者超脱人世之想。
末句写酒兴意阑,思家之念油然而生,表明诗人虽想超脱,毕竟不能忘情于人世,与苏轼《水调歌头》所说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意境相似。
四句诗虽是写四个不同的意境,但合起来又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暗寓诗人既想超脱时空而又留恋人间的矛盾思想。
“诗言志”,全诗至结尾,寓意就逐渐明朗了。诗人的抑郁恍惚,与他当时政治上的不得志有关。作此诗时欧阳修还在颍州,尚未被朝廷重用。所以这四句是在抒发心中的感慨,它的妙处是没有把这种感慨直接说出。这种意在言外的手法,要仔细体察才能明其究竟。
此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仗工巧,天衣无缝,前后两联字字相对。这是受了杜甫《绝句》诗的影响。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篇文章模仿扬雄《逐贫赋》的写法,借主人与“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的对话,以幽默嘲戏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君子固穷”的个性和形象,抨击了庸俗的人情世态,抒发了内心的牢骚和忧愤。文章开头写主人一本正经地恭送穷鬼的离去。随后,作者以三个自然段叙述自己不当穷而穷的意蕴,借穷鬼与自己的对话来抒发内心的郁闷与不平。最后出人意料地以“留穷”作结。全文意蕴上寓庄于谐,文字上寓谐于庄,情节波澜起伏、变化莫测,语言生动有趣、形神兼备,是体现韩愈奇崛文风的代表作品。
文章从寻常的祭祀活动写起,说主人吩咐仆人在夜里把五个穷鬼送走,可是穷鬼不但不走,反而历数它与主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紧接着,穷鬼把自己四十多年来追随主人备尝艰苦的经历和自己的耿耿忠心诉说之后,责备主人听信谗言备船备车逐它们远去,并要求主人“尽言”之,即要求主人把理由说清楚。主人便把心中的牢骚娓娓道来,说是穷鬼使自己变得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不合世俗潮流。再者,主人在讲述历经的五穷时,使用的“矫矫亢亢”“傲数与名”“不专一能”“影与形殊”“磨肌戛骨”等词,强烈地嘲讽了自己不合于世。但是主人话没说完,五鬼就告诫主人:这实为糊涂之举。人生短暂,荣华富贵只是一时的,而英名却是百世流传的。在主人遭到贬斥时,五鬼不忍心疏远他,他不应该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抛弃穷鬼。最后,主人若有感悟,便垂头丧气、拱手称谢,不但没有送走穷鬼,反而把他们尊为贵客——“延之上座”。
文章写“送穷”,实则是“留穷”。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变化莫测,富有戏剧性,实在妙趣横生。语言生动有趣,模物状情,形神兼备,特别是寓庄于谐,反语迭出。因此,这是一篇很有思想性的讽刺文章,绝非“以文为戏”这般简单。它是出于士人睿智的反思,是对于儒家操守的明为质疑,实为宣扬的产物,不可认为是一般的笔墨游戏。
这篇《送穷文》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揭示了士人生存窘境,道德品行才能上的“富有”及现实的失遇不得志——“穷”的冲突,也肯定了士人安贫乐道的精神。士人之“穷”不等于物质的贫乏,它是更高一层的存在意义上的“穷”。千古文人之“穷”不出于韩文“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这五穷。它包涵了士人立身处世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交友大到命运穷通,这是出于韩愈对于儒士个人生存困境细致入微的分析。
《送穷文》的艺术魅力在于五穷是韩愈总结个人经历所得。其“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的“智穷”由上书郑余庆辩诉笞责军人一事可印证;“傲数与名”之“学穷”指韩愈不屑于研究数与名,而热衷于对孔孟之道的追求;“文穷”指韩愈文章不与世俗同调,只求畅意自肆;“命穷”指做事认真负责,不谋私秘;“交穷”直率的个性,容易得罪他人。韩愈以诙诡之笔抒发了抑郁不得志的愤慨,留下了这篇千古奇幻之文。自嘲的笔调,戏剧性的对白,诙谐的风格,奠定了《送穷文》的文学成就。
本文是作者所作的三篇一组的寓言,包括《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作者通过麋、驴、鼠这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揭露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得意小人的丑态,并预言其必然灭亡的命运。文章语言简洁凝练,以小见大,耐人寻味,具有强烈的现实讽刺意义。
《临江之麋》一篇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黔之驴》是这三篇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它深刻地批判了无才无能却又惯于逞能炫耀的“叫驴”式人物。结合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可见他是针对政敌而写,讽刺了当时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柳宗元通过想象、夸张的手法,抓住了驴、虎之物类的特征,刻画社会中某些人“出技以怒强”的行径,生动形象。同时,这篇寓言也为后人留下“庞然大物”、“黔驴技穷”两个成语。
《永某氏之鼠》嘲讽了社会上“窃时以肆暴”的一类人。这类人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肆意胡作非为,以为能够“饱食无祸为可恒”,让人深恶痛绝。这则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巧妙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丑恶的人情世态。
这三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临江之麋》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永某氏之鼠》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橇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临江之麋》写麇与犬相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竟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黔之驴》中对虎的心理描写也极其细腻逼真。开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所以“蔽林间窥之”。次后,“稍出近之”,然而“愁愁然莫相知”。下面写初听驴呜,大骇远遁,以为要吃自己。及至往来观察,终觉其似乎没有什么突出本事,于是做各种试探。到了摸清底细,乃跳踉大咽,尽食其肉而去。一笔笔写来,自然而真实。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读者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临江之麋》末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永某氏之鼠》结尾:“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也是意味深长,只有《黔之驴》结尾议论较透一些。
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统一而又各自独立,形象生动而叉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练而又刻画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