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明妃当初嫁给胡人的时候,身旁上百两的毡车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
她多想找个人说话但无处可说,只能将自己的心语寄托于琵琶声中。
黄金杆拨拨动琴弦,弹出美妙声音,弹起琵琶仰望空中飞鸿劝着胡酒。
随嫁的汉宫侍女暗中垂泪,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国者频频回首。
汉朝之恩实在是浅薄啊,胡人之恩还要更深,人生的欢乐在于心与心相知。
可怜王昭君的青冢已经荒芜埋没,还是有悲哀的乐曲流传至今。
注释
两:同“辆”。
杆拨:弹琵琶的工具。
春风手:形容手能弹出美妙的声音。
汉宫侍女:指陪昭君远嫁的汉官女。
青冢:相传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民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接接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民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哀民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民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民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民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民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民古文笔法来写诗,读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割据,面对统一天下重整纪纲的时代课题,那些凭镇压“黄巾”起家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头头,个个野心勃勃欲夺天下,为此一时好像都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可实际上个个又都惟我独尊,顺者昌逆者亡。麾下谋臣高参一旦在原则问题上表露“异见”,那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献衡本来是高才大才,据《后汉书》上说他少年时就以文才和辩能而扬名天下。当时身在曹营的名儒孔融也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荦”,还上表奏帝推荐了他。可因为他有个狂傲不羁的毛病,很快就被曹操给“打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为了不想让曹操的借刀之计得逞,便又把他“推荐”到江夏太守黄祖那去了。起初,黄祖因他与自己的大儿子黄射很要好,对他还有几分欣赏,可后来遭他当众辱骂,盛怒之下一刀把他杀了。
献衡死时才26岁,到死也没个官衔职称,墓碑上写的仅是“汉处士献衡”。处士,即指未做官的文化人。如此境遇的他心里自然有着一腔愤懑的苦水了——这就是写这篇《鹦鹉赋》的心理背景。至于奉命提笔的具体缘由,他在此赋“序文”里有明确交代:一次黄射在鹦鹉洲上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并希望他能以鹦鹉为题作赋以“使四座咸共荣观”,于是他竟“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地当即完成。因此这还是一篇颇有限制的“命题作文”。
全文给读者的总印象是寓意丰富、抒情含蓄、结构精巧、文字形象。
全文分两大层面,第一层(前三段)是咏赞“鸟之形质美”,即从多个侧面用多种手法描绘赞美鹦鹉鸟的超凡不俗。先写其丽容丽姿,再写鸟的聪明辩慧和情趣之高洁。如此便收得一箭双雕:既显扬出鹦鹉鸟之奇美,又暗示自己志向的高超和才智的出众。而其中第二段所写虞人们奉命布下天罗地网捕捉鹦鹉而献全鸟者受赏的细节,则更巧妙地影射出东汉末年权贵压迫忠正控制贤才的行径以及他自己被人几经转送的尴尬苦楚。第二层(后三段)则进一步抒写“鸟之神苦(困境与悲情)”。即美丽高洁的鹦鹉身陷笼槛却时时“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又暗衬出他自己有志难酬有才无时的愤懑情怀。
以上所说便是该篇的“主脉”。此外,考虑到命题之需和扣题之宜,献衡先生还于字里行间一石三鸟地满足了在场主客们各自的审美需求。它不仅给予了众宾客以“荣观”之乐,又点透出献鸟者的殷切之意。而面对着美鸟佳篇,宾客们得其欢乐之态和献鸟者自得之色等等,宴会主人也会油然而生得一番幸慰。所以该作真可谓是一石三鸟的神来之笔了。
鉴此,《鹦鹉赋》堪称汉以来顶尖级的赋体佳作,鹦鹉洲也因此享有盛名。比如唐代诗人崔颢那首绝妙的《黄鹤楼》里就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名句。大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被赦返回时,眼望鹦鹉洲而触景生情便也吟得《望鹦鹉洲悲献衡》,对作者献衡的钦慕怜惜之情尽染笔端:“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张光启生活于明末清初,入清,隐居不仕,享年八十馀。从这首小诗的内容来看,写此诗时,他已是策杖而行的老人,但耳聪目明,身体尚健。
在一个败荷零落的秋日,诗人拄杖独自站在荷塘边,秋风一过,无数托着残叶的荷柄随之鼓斜倾倒。但是,他再举目远望,只见满目凋零的秋景中,却有一朵新开的荷花突兀的闯进了他的视线,他不禁眼前一亮,心中激动之情不以言表。诗人不说一朵花而说“一枝花”,这表明他注意到的,不只是花朵,而且还有花枝。在众芳摇落、荷柄斜倒映衬下,挺直的花枝托着鲜花,不仅美艳,而且显出一种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诗人直接描画出的是残荷中的一枝新花,谁又能说诗人不是在借以歌颂这样一种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精神呢?
本诗前后对照鲜明,如果说,读前两句诗,我们心中可能生出对诗人老境凄凉的同情,那么,当读到后两句时,就只有对作者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的精神的钦佩之情了。张光启无意于为自己画像,但这首小诗却成了诗人晚年极为生动传神的一幅小照。
全诗七章。第一章写天灾人祸,时局艰危,国不安宁,生灵涂炭。这里的“天”,即指自然界的天,也指人类社会的“天”——高高在上的人类最高统治者。所以这里的“灾祸”就包括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因素。而人祸更甚于天灾。二章通过两“反”两“覆”的控诉,揭露了倒行逆施的虐政。三章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女人得宠,而其害人的主要手段是谗言和搬弄是非。四章提出杜绝“女祸”的有效方法,是让“女人”从事女工蚕织、不干朝政。五章直诉幽王罪状:不忌戎狄,反怨贤臣,致使人亡国殄。六章面对天灾人祸,抒发了言辞恳切的忧时忧国之心。七章自伤生逢乱世,并提出匡时补救的方案以劝戒君王。
《瞻卬》所提出的问题,既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疏露与不足。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的主要史实是:自从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不已,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一是为买千金一笑动用烽火台,诸侯以为敌寇侵扰前来救驾受骗气愤而回,多次戏弄后失信于诸侯,从此不再来勤王。二是重用佞人虢石父,此人“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人皆怨”(《史记·周本纪》语)。三是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因而激怒申后勾结西夷、犬戎攻周,杀幽王而灭西周。《瞻卬》所反映的内容较信史更为广泛、具体而深刻,诗中列数周幽王的恶行有:罗织罪名,戕害士人;苛政暴敛,民不聊生;侵占土地,掠夺奴隶;放纵罪人,迫害无辜;政风腐败,纪纲紊乱;妒贤嫉能,奸人得势;罪罟绵密,忠臣逃亡。全面而形象地将一幅西周社会崩溃前夕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瞻卬》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他或是周朝有血性的宗室,或是朝中正直的显要权臣,或者是一个受迫害的谏诤者。无论他是何人,他对周幽王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及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对幽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批判,对贤臣亡故、国运濒危的现实,深感惋惜和痛心疾首。诗人尤为痛切的,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人之“亡”,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贤人君子乃国之栋梁,蓍旧老成乃邦之元气,今元气已损栋梁将倾,人亡邦瘁,天神俱怒。诗人的感情难以抑制,有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第五章劈头就是两句诘问:“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真乃抢天呼神,捶胸顿足,悲怆不已。继之从心田涌出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怅惘之意不可名状,又在一再申述“维其优矣”、“维其几矣”、“维其深矣”中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在“心之忧矣”、“心之悲矣”中将痛切之情表露无遗,激荡的情思言之惨然。诗句就是在这样的回环往复、音节凄楚中,催人泪下,把孤臣孽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位悯时忧国、具有热血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诗经》每章句数大体一致。仅有少数篇幅的章句长短不一。《瞻卬》即是其例。诗共七章,首章、三章、尾章章十句,余四章章八句。这参差不齐的章句更便于淋漓酣畅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诗的结构,起章极其雄肆,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揽无遗,勃勃如吐不罄。篇中语特新峭,然又有率意处。卒章语尽而意犹未止。修辞造句,颇有特色,或以对比反衬,正反排比的句式,尽情抒发胸中的积愤,或低回沉思之情。或以形象的比喻,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剖示而匠心独运。在用韵上,各章不尽相同,有一韵到底句句用的,如第四章,或同韵,或协韵。这种句句用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韵例。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中的“柏梁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唐人七言古风中也有少数是句句用韵的。此诗一章中有二韵交叉进行的,如第五章、第六章。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诗的节奏或缓或促,或扬或抑,用韵亦随之变换,或平声,或仄声,或相互相押,增加音响、格调的美感,使诗更加生色。
首句点题,次句一个“空”字,统领全篇。此“空”,既是对邺都故址败落凄清环境的概括,又是诗人身临其境所产生的茫然无着心情的流露,悲戚怀古之情寓于其中。“复何见”三字,以一设问,自然引出中间四句的具体描绘。东风,在古诗中尤为常见,如李商隐《无题》:“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李煜《虞美人》“小春风吹醒万物,百花欣欣向荣。楼昨夜又东风”等等,暗示出春天已到来,呼应结句“春色”。飞云殿,从名称上可以使作者想见当年的气势。而今,在这样一个暮春的傍晚,却只有东风薛阵,野火飘飘,通过凄凉景象,写出“人去尽’。这两句例重从人事方面写“空”。
以下两句侧重从事业方面写“空’。望陵台,为曹操当年饮酒作乐的地方,曾为曹操事业兴盛的标志,而如今漳水依然东流,高台却只与曹操陵墓空对,如诗人《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所写:“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角的高台与城北的流水这种种形象之间的对照和映衬,便透露出事业付流水之意。上文说“城空”,本不该再有所见,但实际上,这四句所见更突出了“城空”,并且使“空”的内容更具体化。诗的最后两句用“人去尽”总承上顶四句,再度强调“空”,回应诗的开头,使“空”字成为首尾贯串的线索。春色依然,人事惧非,这两句又是对春色的感叹,实际是对古人不常在,事业不常在的感叹。开头说“复何见”,结尾说“为谁来”,两处问句迢迢呼应,加深了这种感叹的分量,全诗遂在不尽的感叹中结束。
这首诗以“空”为主线,通过总括、细描、抒慨三个层次的渲染烘托,写出古都邺城的“四空”,凭吊古迹,惋叹人生,寓情于景。全诗语言素淡自然,朴茂浑涵,颇有汉魏古诗的悲凉慷慨的风格。诗篇前四句五言,后四句七言,五、七言并用,不拘一格,依物事的描写、感情的起伏而选择变化,使诗歌既有潇洒明快的格调,很适于表现怀古的主题并具饱满深厚的力度,为岑参早期诗歌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