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曾经认为文章，不外是讲礼教政治罢了。那些写在书上书传授给人们的，大体都归于这些方面。至于古书说的“语言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仅仅是说修辞不可以不要，并非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后，有韩愈出现，千百年中，人们所瞻仰的圣人只有韩愈一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他虽然比不上韩愈，然书他写的文章最终与韩愈的文章并传，也是可敬畏的豪杰呀。韩愈曾对人说过关于写文章的事，说应该这样那样；柳宗元也说过应该这样那样。我怀疑韩、柳二人说的，只不过是修辞的问题，至于写文章的本意，不是这样就够了的。孟子说：“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进行钻研；安心进行钻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础；有了深厚的基础，就能应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说孟子说的这些话，不仅直接适用于写文章，同时也可借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意。
书且我所说的文章，务必要做到有益于社会。所谓修辞，犹如器具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使器具精巧华丽，不一定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本，以雕刻绘画作它的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是制造器具的本意，不给它进行修饰，难道是制造器具的本意吗？不是的。但修饰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学写文章很久了，多次拿这个说法来指导自己写文章，现在才想把它写出来传授给人，至于在实践上的应用，那还有待于更长的时间这种说法是对的或是错的呢？我自己还没有把握确定。您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阿谀奉承自己喜欢的人。现抄上所写的杂文十篇献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确定是对或不对。
注释
尝：曾经。
礼教：封建社会中关于礼法条规和道德标准的教育称为礼教。
治政：治理政事，亦可解为政治。
大体：大致。
归然：归于此，这里指归于礼教治政。
不文：没有文采。引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的话，原文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韩子：指韩愈。
作：兴起，出现。
望：仰望，敬慕，这里有学习、继承的意思。
百千年：言岁月久远，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韩愈生于大历三年（768年），其间相距一千二百余年。
卓然：高超、高远的样子。《汉书・成帝纪》：“使卓然可观。”颜师古注：“卓然，高远之貌也。”
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作者《读柳宗元传》：“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矣，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别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
可畏：值得敬畏。
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其实韩柳对文章内容、形式方面的要求都很重视。如韩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作者对韩愈经常说到“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是不太满意的，其诗《韩子》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原：同“源"。孟子的话见于《孟子・离娄下》，原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托：借。
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作者在《上邵学士书》中说：“某尝悉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香，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在《张刑部诗序》中批评西昆体的作者。言：“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要之：总之。
本：根本。
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作者把文章的立意称为“本”，把表现形式称为“末”。曾在《与祖择之书》批评说：“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无悖于极。”
挟：持，怀着。
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阿：曲从。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此诗前二句，诗人回顾平生；中间四句紧承“干戈寥落”，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局势的认识；末二句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全诗表现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表现。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中“起一经”当指天祥二十岁中进士说的，“四周星”即四年。天祥于德祐元年（公元1275，宋恭帝赵㬎的年号），起兵勤王，至祥兴元年（公元1278，南宋卫王赵昺的年号）被俘，恰好四个年头。此自叙生平，思今忆昔。从时间说，拈出“入世”和“勤王”，一说个人出处，一说国家危亡，两件大事。唐宋时期，作为知识分子要想保家卫国，必须通过科举考选，考选就得读经，文天祥遇难时，衣带中留有个自赞文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把这两件事拴在一起的。圣人著作就叫经，经是治国安邦的。
这两句诗，讲两件事，似可分开独立，而实质上是连结在一起的。干戈寥落一作干戈落落，意思相近。《宋史》说当时谢后下勤王诏，响应的人很少，这里所讲情况正合史实。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是从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展开和深入加以铺叙。宋朝自临安弃守，恭帝赵㬎被俘，事实上已经灭亡。剩下的只是各地方军民自动组织起来抵抗。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拥立的端宗赵昱逃难中惊悸而死，陆秀夫复立八岁的赵昺建行宫于崖山，各处流亡。用山河破碎形容这种局面，加上说“风飘絮”，更加的形象生动。这时文天祥母亲被俘，妻妾被囚，大儿丧亡，真似水上浮萍，无依无附了。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继续追述今昔不同的处境和心情，昔日惶恐滩边，忧国忧民，诚惶诚恐；今天零丁洋上孤独一人，自叹伶仃。皇恐滩是赣江十八滩之一，水流湍急，令人惊恐，也叫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因读音相近，讹为皇恐滩。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境内赣江中，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曾路过这里。零丁洋在今广东省珠江15里外的崖山外面，现名伶丁洋，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过此。前者为追忆，后者乃当前实况，两者均亲身经历。一身为战将，一为阶下囚。故作战将，面对强大敌人，恐不能完成守土复国的使命，惶恐不安。而作为阶下囚，孤苦伶仃，只有一人。这里“风飘絮”、“雨打萍”、“惶恐滩”、“零丁洋”都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对仗工整，出语自然，而形象生动，流露出一腔悲愤和盈握血泪。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笔势一转，忽然宕进，由现在渡到将来，拨开现实，露出理想，如此结语，有如撞钟，清音绕梁。全诗格调，顿然一变，由沉郁转为开拓、豪放、洒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磅礴的气势、高亢的情调收束全篇，表现出他的民族气节和舍身取义的生死观。诚然文天祥把做诗与做人，诗格与人格，浑然一体。千秋绝唱，情调高昂，激励和感召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以人比物，神、态兼备。起句写因，营造环境；苍苔、小池暗喻幽静、娇小。
次句应题，芰荷切“莲”；绿参差是为“花”的出场先作渲染，进一步营造“众绿拱花”的环境，至此情景已足，下面该主角登场了。
“晓来”二字有机关，是“转”的关节。上面是“绿参差”，一点也不关花的事啊！可花要出场，该怎么办？那就让时光偷偷地溜过一个夜晚吧，昨天看到的是一片绿，可今早醒来（晓来）所见到的已是“一朵烟波上”啦！留下了一整夜能让人驰骋思维的空间。转得有依据，自然合理。
最后以“人似花、花似人”收结。“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用杨贵妃雪肤花貌、婀娜多姿的娇软形象和她出浴时的神态来比喻莲花，真是柔情绰态、风光无限，起到神形兼备的效果。作者又别出心裁地用“似画”来把节凑放缓、把时间拉长：美景如画，可正在“画（动词）”啊，在这个画的过程中可以更仔细地、尽情地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