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是咏荷花，寄寓了作者的身世之感。词的上阕描画了一个详和而恬静的池塘。而荷花却生长在池塘僻静处，只能寂寞地凋落。就象一位美女，无人欣赏，无人爱慕，饱含零落的凄苦。词人通过美人的自嗟自叹，也暗露了自己年华的虚度。下阕仍借美人之口言志：即使凄风冷雨，我仍然不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开放，宁愿盛开在炎炎的夏日。荷花、美人、君子，形成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两句写荷花所在之地。“回塘”，位于迂回曲折之处的池塘。“别浦”，不当行路要冲之处的水口。（小水流入大水的地方叫做浦。另外的所在谓之别，如别墅、别业、别馆）回塘、别浦，在这里事实上是一个地方。就储水之地而言，则谓之塘；就进水之地而言，则谓之浦。荷花在回塘、别浦，就暗示了她处于不容易被人发现，因而也不容易为人爱慕的环境之中。“杨柳”、“鸳鸯”，用来陪衬荷花。杨柳在岸上，荷花在水中，一绿一红，着色鲜艳。鸳鸯是水中飞禽，荷花是水中植物，本来常在一处，一向被合用来作装饰图案，或绘入图画。用鸳鸯来陪衬荷花之美丽，非常自然。

　　“绿萍涨断莲舟路。”句由荷花的美丽转入她不幸的命运。古代诗人常以花开当折，比喻女子年长当嫁，男子学成当仕，故无名氏所歌《金缕衣》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荷花长在水中，一般都由女子乘坐莲舟前往采摘，如王昌龄《采莲曲》所写：“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但若是水中浮萍太密，莲舟的行驶就困难了。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而这种设想，则是从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萍池》“春池深且广，会待轻舟回。靡靡绿萍合，垂杨扫复开”来，而反用其意。以荷花之不见采由于莲舟之不来，莲舟之不来由于绿萍之断路，来比喻自己之不见用由于被人汲引之难，被人汲引之难由于仕途之有碍。托喻非常委婉。

　　“断无蜂蝶慕幽香”句再作一个比譬。荷花既生长于回塘、别浦，莲舟又被绿萍遮断，不能前来采摘，那么能飞的蜂与蝶该是可以来的吧。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蜂和蝶，又不知幽香之可爱慕，断然不来。这是以荷花的幽香，比自己的品德；以蜂蝶之断然不来，比在上位者对自己的全不欣赏。

　　歇拍承上两譬作结。莲舟不来，蜂蝶不慕，则美而且香的荷花，终于只有自开自落而已。“红衣脱尽”，是指花瓣飘零；“芳心苦”，是指莲心有苦味。在荷花方面说，是设想其盛时虚过，旋即凋败；在自己方面说，则是虽然有德有才，却不为人知重，以致志不得行，才不得展，终于只有老死牖下而已，都是使人感到非常痛苦的。将花比人，处处双关，而毫无牵强之迹。

　　下片“返照”二句，所写仍是回塘、别浦之景色。落日的余辉，返照在荡漾的水波之上，迎接着由浦口流入的潮水。天空的流云，则带着一阵或几点微雨，洒向荷塘。这两句不仅本身写得生动，而且还暗示了荷花在塘、浦之间，自开自落，为时已久，屡经朝暮，饱历阴晴，而始终无人知道，无人采摘，用以比喻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也遭遇过多少世事沧桑、人情冷暖。这样写景，就同时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乃至性格。

　　“依依”一句，显然是从李白《渌水曲》“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变化而来。但指明“语”的对象为骚人，则比李诗的含义为丰富、深刻。屈原《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正因为屈原曾设想采集荷花（芙蓉也是荷花，见王逸《注》）制作衣裳，以象征自己的芳洁，所以词中才也设想荷花于莲舟不来，蜂蝶不慕，自开自落的情况之下，要将满腔心事，告诉骚人。但此事究属想象，故用一“似”字，与李诗用“欲”字同，显得虚而又活，幻而又真。王逸《〈离骚经〉章句序》中曾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宓妃、佚女，以譬贤臣。”从这以后，香草、美女、贤士就成为三位一体了。在这首词中，作者以荷花（香草）自比，非常明显，而结尾两句，又因以“嫁”作比，涉及女性，就同样也将这三者连串了起来。

　　“当年”两句，以文言，是想象中荷花对骚人所倾吐的言语；以意言，则是作者的“夫子自道”。行文至此，花即是人，人即是花，合而为一了。“当年不肯嫁春风”，是反用张先的《一丛花令》“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看即知，而荷花之开，本不在春天，是在夏季，所以也很确切。春天本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时候，诗人既以花之开于春季，比作嫁给春风，则指出荷花之“不肯嫁春风”，就含有她具有一种不愿意和其它的花一样地争妍取怜那样一种高洁的、孤芳自赏的性格的意思在内。这是写荷花的身分，同时也就是在写作者自己的身分。但是，当年不嫁，虽然是由于自己不肯，而红衣尽脱，芳心独苦，岂不是反而没由来地被秋风耽误了吗？这就又反映了作者由于自己性格与社会风习的矛盾冲突，以致始终仕路崎岖，沉沦下僚的感叹。

　　南唐中主《浣溪沙》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均《离骚》句。）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是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偏安小国的君主为自己不可知的前途而发出的叹息的。晏几道的《蝶恋花》咏荷花一首，可能是为小莲而作。其上、下片结句“照影弄妆娇欲语，西风岂是繁华主”和“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与这首词“无端却被秋风误”和“红衣脱尽芳心苦”的用笔用意，大致相近，可以参照。

　　由于古代诗人习惯于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出处之节，以美女之不肯轻易嫁人比贤士之不肯随便出仕，所以也往往以美女之因择夫过严而迟迟不能结婚以致耽误了青春年少的悲哀，比贤士之因择主、择官过严而迟迟不能任职以致耽误了建立功业的机会的痛苦。曹植《美女篇》：“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杜甫《秦州见敕目薛、毕迁官》：“唤人看腰袅，不嫁惜娉婷。”陈师道《长歌行》：“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虽立意措词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婚媾之事，比出处之节。这首词则通体以荷花为比，更为含蓄。

　　作者在词中隐然将荷花比作一位幽洁贞静、身世飘零的女子，借以抒发才士沦落不遇的感慨。《宋史》“虽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竟以尚气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这些记载，对于理解此词的深意颇有帮助。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诗以“狼”的进退皆狼狈不堪的情景，来衬托周公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的智慧品德。也有人认为这是讽刺贵族王孙的诗。全诗二章，每章四句。此诗语带调侃，但有分寸，先以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作比来揶揄人，后又在结句弱化了揶揄份量，使整首诗的氛围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长期以来即有美刺两种观点相对立。旧说是“赞美”，现代研究者则多判为是对贵族“丑态”的“讽刺”。持美诗说者或径取前人成说，不予发挥；持刺诗说者大都以“狼固非喻圣人之物”为据；或言狼喻管蔡小人之流，曲意弥缝，二者均未对《豳风·狼跋》一诗之比兴特点作深入体察。主赞美者，着眼在“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这只能是颂赞；但“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却分明带着揶揄的口吻，与“赞美”并不协调。

　　主讽刺者，着眼在喻比公孙的“狼”，既凶残、又狼狈，若非讽刺，不会以此为喻。此诗以狼之进退形容公孙之态，亦非必含有憎恶、挖苦之意。闻一多指出，《豳风·狼跋》“对于公孙，是取着一种善意的调弄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把“狼跋其胡”解释为天狼星停滞在尾宿，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山歌，讽刺公孙贵族不懂、不关心天象的变化而只关心自己的鞋子。

　　此诗二章，入笔均从老狼进退的可笑之态写起。但体味诗意，却须先得注意那位“公孙”的体态。诗中一再点示“公孙硕肤”。“肤”即“胪”，腹前肥者之谓；“硕胪”，则更胖大累赘了。一位肥硕的公孙，而穿着色彩鲜明的弯翘“赤舄”走路，那样子一定是非常可笑的。“舄”是一种皮质、丝饰、底中衬有木头的屦，形状与翘首的草鞋相仿。

　　据闻一多考证，周人的衣、冠、裳（下衣）、履，在颜色搭配上有一定规矩。公孙既蹬“赤舄”，则其带以上的衣、冠必为玄青，带以下的韠、裳则为橙红，还有耳旁的“瑱”、腰间的“佩”，多为玉白。正如闻一多所描摹的，给公孙“想像上一套强烈的颜色……再加上些光怪陆离的副件（按：即瑱、佩之类）的装饰物，然后想像裹着这套‘行头’的一具丰腴的躯体，搬着过重的累赘的肚子，一步一步摇过来了”（《匡斋尺牍》）——这便是诗中那位贵族“公孙”的雅态，令人见了会忍俊不禁，而生发一种调侃、揶揄的喻比欲望。

　　然后再体味“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便会忽如搔着痒处，而为此喻之维妙维肖绝倒了。古人大抵常与校猎、御射中的猎物打交道，对于肥壮老狼的奔突之态早就熟稔。所以《易林·震之恒》即有对此形态的绝妙描摹：“老狼白獹（即“胪”），长尾大胡，前颠从踬，岐人悦喜”。此诗对公孙的体态，即取了这样一只腹白肥大、“前颠从踬”的老狼作喻比物。

　　闻一多对此二句亦有精彩的阐发：“一只肥大的狼，走起路来，身子作跳板状，前后更迭的一起一伏，往前倾时，前脚差点踩着颈下垂着的胡，往后坐时，后脚又像要踏上拖地的尾巴——这样形容一个胖子走路时，笨重，艰难，身体摇动得厉害，而进展并未为之加速的一副模样，可谓得其神似了。”（《匡斋尺牍》）

　　本来，这样的调笑，对于公孙来说，也确有颇为不恭之嫌的。但此诗的分寸把握得也好，一边大笑着比划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为喻，一边即又收起笑容补上一句：“您那德性倒也没什么不好！”“德音不瑕”句的跳出，由此化解了老狼之喻的揶揄份量，使之向着“开玩笑”的一端倾斜，而不至于被误解为讥刺。所以其所造成的整首诗的氛围，便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首联写的是晨景和晚景。诗人为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冶城的遗迹来到江边，正逢早潮上涨，水天空阔，满川风涛。冶城这一以冶制吴刀、吴钩著名的古迹在何处，诗人徘徊寻觅，却四顾茫然。只有那江涛的拍岸声和江边一片荒凉的景象。它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吴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时分，征虏亭寂寞地矗立在斜晖之中，伴随着它的不过是投在地上的长长的黑影而已，那东晋王谢贵族之家曾在这里饯行送别的热闹排场，也早已销声匿迹。尽管亭子与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已全非。诗在开头两句巧妙地把盛衰对比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颔联两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此处写的景，则不仅是对历史陈迹的凭吊，而且以雄伟美丽的山川为见证以抒怀，借以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识见。诗人说：看哪，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已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面对着滔滔江流，诗人想起了东晋军阀苏峻曾一度袭破金陵，企图凭借险阻，建立霸业。不久陶侃、温峤起兵在此伐叛，舟师四万次于蔡洲。一时舳舻相望，旌旗蔽空，激战累日，终于击败苏峻，使晋室转危为安。他还想起幕府山正是洲于丞相王导曾在此建立幕府屯兵驻守而得名。但曾几何时，东晋仍然被刘宋所代替，衡阳王刘义季出任南兖州刺史，此山从此又成为刘宋新贵们祖饯之处。山川风物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变异，诗人看到的仍是：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下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并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

　　“兴废洲人事，山川空地形。”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后来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洲此化出。足见议论之高，识见之卓。

　　尾联“《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六朝帝王凭恃天险、纵情享乐而国亡，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世记取。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玉树后庭花》是公认的亡国之音。诗含蓄地把鉴戒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便是脱胎于此。

　　《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这样，首联从题前摇曳而来，尾联从题后迤逦而去。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洲，而不是为了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至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这种手法，用在咏史诗、怀古诗中是颇为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