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唐人作诗，常常喜欢把历史上与现实中有同种遭遇的人联系在一起。因西汉的贾谊是洛阳人，能文，曾被贬长沙太傅，而贾至不仅与他同姓，而且同为洛阳人，也擅长作文，被贬岳州的地方与长沙也很相近，因此诗人开首就以贾谊来比贾至。由于西汉和唐代的京城都在长安，位在岳阳、长沙的西北面，故诗中称“西望”。而贾谊、贾至本来都是朝中京官，都是由京城被贬而出，但又时时关心朝政的状况，因此诗中又用上了“忆京华”三字，这一“望”一“忆”二字，实际上已将贾至当时被贬后的失意而又关心朝政的复杂心理揭示了出来。

　　正因为贾至当时失意怨望，却又时时地向往着京城，故而诗人在第二句中就开始劝慰起友人，既然已被南贬迁徙到湘浦这地方来了，就不要再去哀怨嗟叹了，次句中的“莫怨嗟”三字，完全是从首句“西望忆京华”中来的；因为“望”、“忆”之中有怨嗟意，所以才劝其“莫怨嗟”。

　　李白既然是劝慰朋友，总不能空口相劝，最好能找出一些劝慰的话或事来，这样对朋友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诗人想到：贾至虽然被唐肃宗贬至岳阳，但岳阳毕竟在长沙的北面，距离京城要比长沙近些，从这一点上来说，唐肃宗还不算太薄情，他至少没像汉文帝那样把贾至贬到长沙。于是，末二句中有所谓的“圣主恩深”、“怜君”等，都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的，都是一些宽慰之词，并不意味李白认为唐肃宗就是明君。相反，诗中话中有话，那唐肃宗与汉文帝的做法实只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屈才则同。这讽刺意味是十分委婉而深长的。

　　此诗一无华词，二无想象，却一气流走，天然成韵，既有着关切同情，又有着安慰宽解和委婉的措意，充溢着诗人对被贬友人的一片真挚之情。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这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

    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书·大禹谟》:'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后遂以“”舞干”指文德感化。

    “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时，朝野多欢”，这或许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也或许是谀圣词。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

    所谓“风光丽”，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九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

    “凤楼”，这里代指官殿，“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

    “嘉气非烟”句，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

    “任旗亭”句，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

    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樽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致。

    “生活美好”常常是柳永“都市词”中的主旋律。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飘逸，正所谓太平盛世之歌。城市“底层人”的穷开心，背后是对生活的热爱。在柳永《乐章集》中，有很多关于“歌德颂功”的题材，对北宋当朝皇帝进行颂扬，或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或歌颂物阜民康、时世清平。

    虽然柳永的仕途一直不是很顺，但貌似一直乐观。在当时，柳永也引领了时代潮流。《避暑录话》中有一句表现了柳永的追随者之多：“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但其中味道，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洞庭湖诗歌中，多把描写湖水与旅途艰辛及宦海浮沉相结合，表现出厌恶仕途而又无所适从的情怀。此诗亦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两联写洞庭波的浩荡声势，第三联写关于洞庭湖的传说，且对此隐隐表示怀疑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的狂风怒号、浊浪滔天“万古多”，含蓄地表达了作者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全诗通篇以写景的形式贯穿，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达到了景与情的和谐统一。

　　诗作写景，起首便冒出“人生”二字，又以海涛比洞庭波，把洞庭波的浩荡声势形容出来了。第二联是对洞庭波的直接描写，那吞吐日月星河的气势丝毫不逊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第三联似乎对传说中的舜帝南巡到君山，黄帝张乐洞庭湖这荒蛮之地，隐隐表示怀疑。亦为反用典故，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狂风怒号、浊浪滔天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自古以来经常发生的事。

　　然此诗也并非单纯写景，如果联系元稹生平事迹来看，就会发现诗人巧地把情感寄寓在其中。元稹年少时曾因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加廉节不饰云。”从《新唐书》看，少年元稹是一个有正义、能谏诤之人，之所以“晚弥沮丧”，其实是他识透了宦海风波而采取的自保行为。这首诗就表现了他对宦海风波的恐惧心理。“泛海”其实也就是宦海，洞庭波未尝不就是宦海风波，而且这样的风波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他的身边，一旦言行不慎，就可能葬身宦海之中。全诗以写景的形式出现，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特别是最后“狂风万古多”，更是含蓄地表示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心情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哀愁、愤慨、痛苦、困惑之情溢于言表。洞庭湖的美景成为触动其悲思的琴弦，发而为诗，便出现了美景与哀思的和谐统一了。

　　词的开头，是对临别时汉阳冬天风景的描写。“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衰草云烟发愁，乌鸦向夕阳送别，风沙在平野回旋。“愁”、“送”二字，下语工妙，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恙草与乌鸦的忧愁和惜别之情，意境凄迷，气象阔远，一下子把人带入孤独忧伤的情绪之中。正是以愁人观物，物皆着愁之色彩。这时的姜夔已是人到中年，尽管他多才多艺，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长期过着飘泊江湖天涯羁旅的生活。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他对江湖游士、豪门清客的生活，已有些厌倦了，然而他无法改变现状，无可奈何之情已隐约暗现。

　　接着是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姜夔以自己的诗才，结识了著名诗人萧德藻，萧并把侄女嫁给了他。萧德藻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称。通过萧德藻，他又结识了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社会名流。作为权门清客，他有过游冶流连的生活，游荡过繁华的娱乐场所。词中追忆了这段冶游生活之后，他认为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昔日的友情：“谁念飘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家，他的诗曾受到杨万里的高度评论：“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凭着他的社会关系与在诗坛的盛名，他决不至于晚年家贫如洗，死后靠别人的资助来埋葬，原因就在于他不同于一般的权门清客。他是一个讲究气节纯粹的诗人。他所交结的也都是既有名望又有气节的人。据说张鉴要出钱给他捐官，又要把良田送他，他都拒绝了。杨万里称他甚似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他一生最珍视的不是高官厚俸，他是一个绝对忠于文学、忠于爱情友情的高人。所以在怀念往日壮游生活之后，不禁深深地感叹：有谁怜念我湖海飘零，只落得满腔伤感！他感到同汉阳朋友的久别重逢，小窗闲话，难能可贵。

　　下片的开头，是对旧游之地的追忆与深沉的感叹：“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他深深感叹的是在人生的旅程里，同朋友们“离多会少”。对于一个忠于友情的人，离别当然是最痛苦和难以承受的。眼前的现实又逼迫他在汉阳只能有短暂的停留，又要东下湖州了。

　　接着是追忆他的扬州、衡岳、洞庭等地之游。竹西：扬州城东禅智寺侧有竹西亭。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此代指扬州。白石在《扬州慢》中也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句以代扬州。“雁碛”、“渔汀”都不是泛指大雁翔集的沙滩，和渔舟往来的洲渚，是指他曾经“游冶”过的名山胜地。他曾游衡岳、洞庭，回雁峰是南岳七女二峰之一，滨临湘水，水边滩碛相连；洞庭湖，渔舟往来不歇，因此应指他曾经游历过的衡岳、洞庭。（《昔游诗》中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又说：“芦洲雨中淡，渔网烟外归。”）他重访扬州是什么使他“珠泪盈把”。那是因为金人在1129年（建炎三年）和1161年（绍兴三女一年）大举南下之后，昔日繁华的扬州，遭到了战火的惨重破坏。他在初访扬州时写的《扬州慢》一词中说：“过春风女里，尽荠麦青青。”“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诗人怀着爱国的黍离之悲，重访扬州，怎能不令人伤痛！对于衡岳、洞庭的壮丽风光，他在《昔游诗》这一组诗中，曾尽情地描绘和歌颂。他歌颂洞庭说：“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他描写南岳说：“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描写南岳湘滨的风光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扫积雪，万万玉花凝。”此时由于诗人老去，情怀悲凉，没有那种游乐之情了。白石论诗，主张“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主张“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这首用白描手法描写的词，所以令人读来蕴藉含蓄，余味不尽，正是由于“景中有意”的缘故。比如竹西亭吧，这是扬州胜景，然而白石重访时，却是“珠泪盈把”。衡阳的“雁碛”，洞庭的“渔汀”是多么幽雅的画面，然而诗人已觉得“老去不堪游冶”了。他在写景时，赋予自己的深情厚意，因而使人读来馀味无穷。

　　词的结尾也是很奇特的：“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在苕溪这里，他从对昔日壮游的回忆转回到现实情境中的惜别，又跳到对将来归来的设想，反映出白石词在结构上的特色是多采用暗线结构，即打破时空局限，将回忆、现境、设想溶成一片，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意境。这种结构，正如白石所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白石道人诗说》）在整个下片中，他通过幽静凄清的景物描写和奇特的联想，对所吟咏的事物，赋予了动人心扉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