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抒写别后思念之情。上片由叙及忆,叙香笺题诗,追忆相逢旧事,直抒情怀,思念之情抒写不尽。“题破香笺小砑红。诗篇多寄旧相逢。”别后相思,香笺砑红,写成诗篇,寄予情人。“西楼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细细风”两句写景极流丽,然而实是言情,把词人对往事的留恋和怀想都写进“垂垂雪”和“细细风”中。旧事甚多,唯忆两件:一是西楼劝饮时,女子垂垂如雪的粉面;二是南苑歌舞时,女子随风飘旋的春衫。二事所指,实为一段春情,故美好难忘。
下片进一步写思念之苦,自分别后离愁别绪一直萦绕于心,词意较缠绵深沉,但词句却明了畅达。“花不尽,柳无穷”六字与上片开头相关合,题破香笺也写不完的思念之情正如同不尽之花、无穷之柳一样,表示分别以后,年复一年,春光如逝,相思不尽,因情人不在身旁,毫无欢乐意趣。结二句借用巫山神女的典故,以归云巫山作喻,追问巫山归云讯息,眷恋旧情,渴望再度相亲相爱,词切而情深,词人的苦闷与无奈尽含其中,同时似暗含词人所怀念的旧日相好的身份乃是一个歌妓之意,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全词感慨今昔,或借景传情、或直抒胸臆,写情深沉婉曲,文笔却十分流畅,浅语有致,读来琅琅上口;又用时空转换,对比今昔;以设问猜测,情真意切,收到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芳香的压着花纹的红笺纸上题遍诗句,诗笺大多寄给了一位旧日相好。只记西楼劝饮时她垂垂如雪的粉面和南旧歌舞时她春衫飘动如有微风吹拂。
自从别离以后,花柳依旧,无穷无尽,可惜欢乐之事却少有同心之人一块儿共度。请谁问得“云”的音信,问她如今飘荡在巫山哪一个峰头。
注释
鹧鸪天:词牌名,双调,五十五字,上下片各四句、三平韵。题破:写尽,写完。题,写。
香笺小砑红:磨压过的红色小纸。香笺,散发香气的信笺。砑红:又称“砑绫”,一种砑光之绫,用作信笺等。砑,研磨物体,使之坚实发光。
诗篇:一作“诗成”。
西楼:泛指词中主人公游乐之处。
酒面:饮酒后的面色,一作“宿酒”。
垂垂:渐渐。
南苑:苑名,因在皇宫之南,故名,历代所指不一。
春衫:指舞女穿着的轻而薄的衣衫。
细细风:指起舞之际,春衫飘动,仿佛有微风吹拂。
此词抒写别后思念之情。上片由叙及忆,叙香笺题诗,追忆相逢旧事,直抒情怀,思念之情抒写不尽。“题破香笺小砑红。诗篇多寄旧相逢。”别后相思,香笺砑红,写成诗篇,寄予情人。“西楼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细细风”两句写景极流丽,然而实是言情,把词人对往事的留恋和怀想都写进“垂垂雪”和“细细风”中。旧事甚多,唯忆两件:一是西楼劝饮时,女子垂垂如雪的粉面;二是南苑歌舞时,女子随风飘旋的春衫。二事所指,实为一段春情,故美好难忘。
下片进一步写思念之苦,自分别后离愁别绪一直萦绕于心,词意较缠绵深沉,但词句却明了畅达。“花不尽,柳无穷”六字与上片开头相关合,题破香笺也写不完的思念之情正如同不尽之花、无穷之柳一样,表示分别以后,年复一年,春光如逝,相思不尽,因情人不在身旁,毫无欢乐意趣。结二句借用巫山神女的典故,以归云巫山作喻,追问巫山归云讯息,眷恋旧情,渴望再度相亲相爱,词切而情深,词人的苦闷与无奈尽含其中,同时似暗含词人所怀念的旧日相好的身份乃是一个歌妓之意,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全词感慨今昔,或借景传情、或直抒胸臆,写情深沉婉曲,文笔却十分流畅,浅语有致,读来琅琅上口;又用时空转换,对比今昔;以设问猜测,情真意切,收到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此词是词人在长安思念西楼歌女(即词中“旧相逢”)而作,词人和她有过一段美好的交往,分手后,多次写诗给她,但却得不到她的音信,这使得词人非常苦闷,于是创作此词,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此曲起首两句“布衣中,问英雄”,显示了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一是历史上“王图霸业”的缔造者,尽管都被戴上了“天命所归”、“真龙天子”的桂冠(这情形就同他们失败了就被换上“贼”“寇”的帽子一样),但实际上多来自“布衣”;二是布衣们视这些幸运儿为“英雄”,并将此视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后一方面看来尤使作者不满,故要向“英雄”们“问”上一问。第三句初看也有点似问非问。“成何用”本身便有不成用的意味。不过作者在这里实有问意,因为随后他便自问自答,并通过揭晓的答案来阐明了全曲的主旨。
“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近千官冢”是工整而精警的对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远在西周就产生过对于废宫禾黍的嗟叹。“高低”既切“禾黍”又切“宫”,“远近”既切“楸梧”又切“冢”,足见造语的警策。
这首小令,是化用唐代诗人许浑名作《金陵怀古》入曲的。许浑的原诗是这样的:“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台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从内容上看,许浑原诗首尾两联主要是抒情,中间两联侧重于写景。马致远基本上一字不动地保留了颔联两句,这两句是诗人登临时眼中所见之景,没有这两句,览古凭吊之情就失去了依据。而诗中其他各句,由于律诗与小令毕竟差异很多,保留的余地不多。在这种情况下,马致远舍其次要成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首尾两联兴亡之感的抒发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开国之君,都是出身微贱登上皇帝宝座的,都所谓的布衣中的“英雄”。和许浑一样,马致远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的王霸事业,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马致远看来,古今英雄争王称霸,做得高官显赫,但最终化为尘土,这如同做了一场恶梦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曲子中流露出的历史虚无感和厌世感,是元代文人作品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艺术上看,马致远此曲对许浑原诗的化用,是有新意,有创造性的。此曲由于具有自己的精神和风格,遂能与原诗并峙,为人们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