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一生都在为使齐国国富民强而努力,诸侯不敢再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去世,五位公子开始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是安宁的。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时所产生,也会有一定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因为管仲,而说是因为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因为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看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很多年了,也该了解他的为人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管仲在。一旦管仲去世,这三人就可以做官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注释
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军事家。
桓公:即齐桓公。桓,南宋版避宋钦宗赵桓讳而均作“威”。
攘:排斥。
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都是齐桓公时期备受宠幸的近臣。
薨:古代称诸侯死。
五公子:指齐桓公的五个儿子,即公子武孟、公子昭(后来的齐孝公)、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元。
讫:直到。
简公:齐简公。
兆:预兆,证候,迹象。
鲍叔:姓鲍名叔牙,史称鲍叔,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大夫,善于知人,管仲之被重用,出自他的推荐。
四凶:旧传共工(古代的世族官)、驩兜(人名)、三苗(古族名,这里指其族首领)、鲧(人名)为尧时的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少正卯是鲁国人,曾讲学而门徒众多,孔子当大司寇后将其杀害。但少正卯可能无其人而孔子杀少正卯也无其事。
非人情:管仲认为他们不合人情。相传,竖刁为进齐宫而自阉,易牙杀子而迎合君主,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后来抛弃了父母来到齐国侍奉齐桓公。
弹冠而相庆:据《汉书》记载,王吉和贡禹是好朋友,取舍相同,世称“王吉在位,贡禹弹冠”,后用“弹冠相庆”形容即将做官。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
絷:用绳索绊住马足,这里是束缚的意思。
匹夫:这里指普通人。
因:顺着,趁着。
五伯:春秋五霸。
桓、文:齐桓公、晋文公。
灵公:灵公:指晋襄公之子,晋文公之孙,因不行君道,荒淫无道,在位14年被杀。
孝公:指齐孝公,齐桓公之子。齐桓公死后,齐孝公在宋国的支持下夺得了王位。
宽厚:宽容仁厚。
肖:这里是贤明的意思。
老成人:原指“年老成德之人”,后指阅历多而办事稳重的人。
惑:这里指困惑不解。
仲之书:指《管子》。
诞谩:荒诞无稽。
史䲡:字子鱼,也叫史鱼,春秋时期卫国大夫。
蘧伯玉:即蘧瑗,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灵公时贤臣,天下闻名,孔子很敬重他。
弥子瑕:春秋时卫国大夫,善于奉承,曾深得卫灵公宠爱。
身后之谏: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史䲡死后,让儿子不依照礼制停放尸体,国君如果问,便说自己未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
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死前推举曹参为相。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言段。第一段概言管仲齐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参,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诸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齐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齐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言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齐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参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参。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参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参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言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言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者言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参。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言。既言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言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参”,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参”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言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诸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参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参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言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诸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眼前依然一派繁华景象,但跟谁一起分享呢?元兵指日南下,大兵压境,人心惶惶,苦中作乐,苦何以堪?“月台”二句,描述在月光下,花丛中,台馆依旧林立,但已弥漫敌骑的漫漫的尘埃。“豪华”二句,谓昔日繁华尽逝,只有青山如旧。“钱塘”两句,谓钱塘江潮涨潮落仍象从前,似怨江潮无情,不解人间兴衰,
“万点灯光”,几句,笔锋一转,由室外之景转写室内。分别从灯光、玉梅、昭君三层落笔。元宵节又称灯节,往日火树银花,灯光锦簇。“羞”字用得好,谓“灯光”也以神州陆沉而权贵们仍沉溺歌舞为羞。“灯光”反衬亡国人的视角和心境。感觉“羞”的不是物,而是人,即作为观照者的词人自己。珠光宝气与万点灯火交相辉映,愈丽愈“羞”,良辰美景,风光不在。
“玉梅”两句,梅花凋残,春光不久。暗寓宋朝后妃当此国运将终之时,命运坎坷,怨恨至极。“昭君”两句,应当系喻指宫嫔。从后妃(玉梅)到宫嫔(昭君),都有末日将至之感。
“离愁卿寄,画楼哀角”则总括后妃、宫嫔,也包括作者自己。腹有满腔离宫之愁,只能寄托在戍楼传来的号角声中以“画”修饰戍楼,用华辞反衬;以“哀”形容角声,相反相成。幽咽角声,恰如为宋王朝奏起了挽歌。元宵佳节而以“哀角”作结,是伤心人的心声。
梅花冰肌玉骨,半霜傲雪,经冬凛冰霜之操,早春魁百花之首,以韵胜,以格高,故为历代人们所喜爱。文人学者更是植梅、赏梅看作是陶情励操之举。杨无咎这首词,借咏梅以抒发自己的情操,寄托幽思,刻画了一位生性孤傲、不随波逐流的世外高士的形象。杨无咎,南宋时画家、词人,字补之,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高宗时,因不愿依附奸臣秦桧,累征不起,隐居而终。尤善画梅。
词作上片通过对梅花生长的环境、外在形象的描绘,着力刻画出梅花超凡脱俗 的韵致。“茅舍疏篱”,这是梅花生长之处。历来文人雅士总喜欢把他们眼中的梅花置放在清幽、远离尘世的地方,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梅花》),“春来幽谷水潺潺,的滴梅花草棘间”(苏轼《梅花二首》之一),“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咏梅》),等等。杨无咎在这里同样也开宗明义,把他所喜爱的梅花置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无非 是借此表明自己的心迹,超凡脱俗,高洁自爱。“半飘残雪,斜卧低枝”两句,是以比拟手法来正面刻画梅花形象。上句写梅花之洁白晶莹,下句刻绘梅树姿态之飘逸,这句是化用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末三句笔锋一转,紧承首句,再度刻画梅花周围的环境,从而使得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清幽、高雅的意境:白云缭绕、修竹萧萧、皓月高悬、溪流潺潺。这个画面比林逋诗句的内涵更大,境界更清幽,更有特色。这些景致和意象是隐士生活不可或缺的,它们都具有隐士的生活和品格高洁的象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人虽写梅,然而根本之点却不在于梅,这就为下片的抒情作了很好的铺垫。
下片词人笔锋转向刻写自己,一位在梅树前伫足凝思的词人形象跃然纸上。“宁宁伫立移时”,“宁宁”,神情专注貌;“移时”,谓时间经过之久,与历时、经时意同。这句是刻画词人自己在梅花树前驻足观赏、凝思。“判瘦损,无妨为伊”,意谓为了观赏梅花、从梅花那里汲取精神力量,陶冶性情,以致“瘦损”了自己的身体也“无妨”。这里看出词人对梅花的迷恋倾心程度之深。这句的写法,以退为进,与柳永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三句:“谁赋才情,画成幽思,写入新诗”。词人觉得光整日价伫立在梅花前流连观赏还远远不够,最好还能让梅花的飘逸神韵、高洁品性时刻与己相伴,于是他便祈想:谁能赋于我才情,能够把梅树的倩影与神韵描画下来、用词章把她刻画下来,成为永恒的留念?
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这首《南歌子》所作年代不详,但从抒发国破家亡之恨来看,似为流落江南后所作。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以对句作景语起,但非寻常景象,而有深情熔铸其中。“星河转”谓银河转动,一“转”字说明时间流动,而且是颇长的一个跨度;人能关心至此,则其中夜无眠可知。“帘幕垂”言闺房中密帘遮护。帘幕“垂”而已,此中人情事如何,尚未可知。“星河转”而冠以“天上”,是寻常言语,“帘幕垂”表说是“人间”的,却显不同寻常。“天上、人间”对举,就有“人天远隔”的含意,分量顿时沉重起来,似乎其中有沉哀欲诉,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此词直述夫妻死别之悲怆,字面上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则暗流汹涌。
前两句蓄势“凉生枕簟泪痕滋”一句。至直泻无余。枕簟生凉,不单是说秋夜天气,而是将孤寂凄苦之情移于物象。“泪痕滋”,所谓“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至此不得不悲哀暂歇,人亦劳瘁。“起解罗衣聊生夜何其”,原本是和衣而卧,到此解衣欲睡。但要睡的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开首的“星河转”已有暗示,这里“聊生夜何其”更明言之。“夜何其”,其(jī),语助辞。“夜何其”出自《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半);夜如何其?夜绣(向)晨”,意思是夜深沉已近清晨。“聊生”是自己心下估量,此句状写词人情态。情状已出,心事亦露,词转入下片。
下片直接抒情“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为过片,接应上片结句“罗衣”,描绘衣上的花绣。因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翠贴”、“金销”皆倒装,是贴翠和销金的两种工艺,即以翠羽贴成莲蓬样,以金线嵌绣莲叶纹。这是贵妇人的衣裳,词人一直带着,穿着。而今重见,夜深寂寞之际,不由想起悠悠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是一句极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领会其中所包含的许多内容,许多感情。“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句的“旧家时”也就是“旧时”。秋凉天气如旧,金翠罗衣如旧,穿这罗衣的人也是由从前生活过来的旧人,只有人的“情怀”不似旧时了!寻常言语,反复诵读,只觉字字悲咽。
以寻常言语入词,是易安词最突出的特点,字字句句锻炼精巧,日常口语和谐入诗。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