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
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
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
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
注释
晚岁:作者时年五十六岁,故称。
金罍:泛指酒盏。
曲台:指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
新诗:韩琦新赋的诗,诗中含有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之气。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南宋诗人华岳是一个出了名的硬骨头。他的一生屡遭打击,却坚守特立不驯的人格,“不肯附和浮议”。其诗歌也一反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雕琢习气,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体现出苍劲豪健的风格。这首《骤雨》诗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农村中夏日急雨的壮观景象。骤晴写雨来得急、去得快,暗扣诗题;山又绿写出了下雨前后景色变化,隐含牧童因雨停而轻松的心情。
首联说乌云尚在牛身后,大雨却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颔联写山洪暴发的情景;颈联写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尾联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
此诗写夏日暴雨景象,以三个场面突出描写雨势之骤。一、二句说乌云尚在牛身后,但大雨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此种雨在云先的奇特景象,表明雨势之急猛,有急促突发之感。三、四句写山洪暴发的情景。用“十万军声”写大雨中山洪倾泻奔吼的声势,创意颇新。五、六、七句由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末句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在宋代诗人中,颇有特色。
作者巧妙地把风雨骤至之场景提到开头,突兀而起,使人惊心动魄。“泼浓墨”,喻云色之黑;“翻车轴”的“车”是水车,水车戽水,轴翻水涌,发出声音,这里用以形容风雨之声。一以喻色,一以喻声。一以写暴雨将至未至;一以写风雨已经到来。而两者相距,只有牛头牛尾之间,突出了夏雨特征。
三四句进一步用多种比喻写风雨之势。“顷刻”言来势之猛,“十万军声”状雨声之壮。“怒涛卷”上“沙滩”,借潮水之汹涌,一喻雨势奔腾。“军声吼”如“鸣瀑”,以“鸣瀑(瀑布)”喻“军声”,又以“军声”喻风雨之声。后三句是补笔。“溪西”应指西南,“溪北”应指西北,即修辞学上所谓“互文”。牧童迎着风雨向西南走,故牛头已经下雨,而牛后还只是乌云。点得清楚,补得必要。尤妙的是第四句忽又一转,写出雨晴山绿,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观。
诗语言风格不事雕凿,通俗易懂的比喻,使人觉得朴实清新,平淡无华的语言组合又极富有生活情趣。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个“骤”字。暴雨来的“骤”,去的也“骤”。作者从视觉和听觉的不断转换来描绘这壮观的景色。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景,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表述了出来,使人读罢为之叫绝。作者刻画壮观,自见豪气,转折自如,多用口语,朴素清新,富有生活气息。
此词上片写离别。“春欲晚”是离别的时间,“戏蝶”句是对“春欲晚”的具体描绘,反衬在此时离别的难堪。“日落谢家池馆”,是离别的地点和时刻,“柳丝”句点明送别。
下片写别后伤心。首二句写女主人公早起的神态,已将良辰已逝的苦痛心情寓于其中。末二句写其遥思远人,泪流沾腕,是对其伤心的刻画。
起两句十二个字,连用四叠字:云淡淡,知是疏云;雨潇潇,应是小雨,如李清照《蝶恋花》词:“潇潇微雨闻孤馆”,而非“风雨潇潇”(《诗·郑风·风雨》的“暴疾”(朱熹《诗集传》)的急风骤雨。淡云无语,细雨有声,这淅淅沥沥的声音,暮暮朝朝一直传入人的耳畔,怎能不使人生愁,故开篇的一个字即云“愁”。叠字的连用,又加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状物抒情的作用,“别来应是”,语气十分肯定。由于是知己,心心相印,我既为你生愁,你对我必然如此。“眉峰”,源于“(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后言女子眉之美好。康伯可《满庭芳》“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又,眉峰犹眉山。韩偓《生查子》词:“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翠减”,是因为古代女子用黛画眉,黛色青黑。欧阳修《踏莎行》:“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腕玉”即玉腕的倒置。秦观《满庭芳》:“玉腕不胜金斗”。三四两句总写人的无心打扮,懒于梳理。古云:“女为悦己者容”。《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说得最明白:“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这是男方设想对方“别来应是”如此,由于“心已驰神到彼”,故“诗从对面来”。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便是。
下片专从自己方面来叙相思。轩“小”而“独”,即使欲排遣愁也不可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直逼出一句“情绪好无聊”。这句浅白直率,却是一句大老实话。同是周邦彦的“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这些写刻骨相思的率直语言,张炎认为“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者”,“所谓成浇风也”(《词源·杂论》)。况周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说:“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蕙风词话》卷二)。后说为是。对“情绪好无聊”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它表现了“至真之情”,虽“说尽而愈无尽”。结三句用笔潇洒,语淡味浓。萱草别名很多,通常又称鹿葱、忘忧、宜男、川草花、金针花等等。嵇康写进他的《养生论》:“合欢蠲愤,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诗经》叫它谖草。《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谖草令人忘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重复上面的话,并引李九华《延寿考》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然唐宋诗人孟郊、梅尧臣等对“忘忧”都提过质疑。“一丛萱草”的本意是说:相思情切,即得萱草,也不能忘忧,暗含有刘敞(原父)诗意:“种萱不种兰,自谓可忘忧;绿叶何萋萋,春愁更茫茫”。“几竿修竹”,取意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的“佳人”有高节的情操,故与“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的竹并列。这句赞对方的品德。最后以缠绵不尽的相思作结:“数叶芭蕉。”芭蕉在诗词中一向是愁的象征。唐人张说《戏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煜《长相思》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萱草,修竹,芭蕉,或许“小轩独坐”目之所见,但均有蕴意。三句皆缀以数目字,联系开头的四叠字,尤觉意韵悠远,辞情并茂。顾景芳谓小令应“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田同之《西圃词说》)。求之于此词,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