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内翰执事：我苏洵本是乡野平民，生活穷困，曾经私下叹息，觉得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慧的，也不可能都不肖。所以贤明正直的人处在世上，有聚合必有分离，有分离又必有聚合。过去天子正当有意于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时候，范仲淹公在宰相府，富弼公当枢密副使，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任谏官，尹洙公奔走于上上下下，在边防要塞施展才能。正当此时，天下的人，细如毛发的、实用如丝粟的才干，都纷纷起来，合成一股力量。而我苏洵自认为一己的愚笨无用，没有能力自我奋起，参与于众人之间，所以退下来修养身心，寄希望于大道的将会成功，从而可以再次见到当代的贤人、君子们。不幸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还没有修养好，范仲淹公西去，富弼公北上，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等，又被分别派到四面八方去，而尹洙公也失去了权势，四处奔走充任小官。我苏洵那时正在京中，亲眼见到了这些事情，无可奈何地只能仰天长叹，认为这些人离开朝廷，即使大道有成，也不足以为之庆幸。进而我又想，过去众位君子之进入朝廷，一开始，必然是有好人们推荐的；现如今，又必然是有坏人们离间的。当今的时势，要是不再有好人，那就完了啊！而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姑且继续养我的心，让使自己的道德学问有更大的成功而期待着，又有什么妨害呢？退下来又过了十年，虽不敢说道已有所成，但是胸中自有一股浩浩荡荡之气，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而余靖公正好在南方有所成功，执事您和蔡襄公又相继登上了朝廷，富弼公又从外任调入朝廷当宰相，这样的形势又可合成一股力量了。真让人高兴而自我祝贺，以为道德学问已经略有成绩并且真将有施展的机会了。接着又回过头想道，过去所仰慕爱戴的，但始终未能见其亲颜的，约有六位，现在将能去见见他们了。而这六位之中，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不禁为他二位暗暗流泪，感到悲伤。唉！这两位已经再也见不到了，而尚可宽慰我心的，还有四位在，则又正可宽慰自己。想到只剩四位了，所以又急急乎想见他们一面，以便把心里所想说的话都向他们一吐为快，而富弼公又出任了天子的宰相，边远地方的贫寒之士，没能马上在他面前说上话；而余靖公、蔡襄公，远的还在万里之外，只有执事您身在朝廷，您的地位还不是最高贵，正可以叫得应、拉得着、听得见我的话。但是身体又缠上了饥寒衰老等毛病，而耽搁了时间，叫我不能亲自登执事您的门庭来拜谒。想到我对你们一直怀有仰慕敬爱之心，十年而不得一见，而其中像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剩下四位之中，除了因为地位关系不能够随便互通说话以外，又怎么可以因为生病不能亲自前往拜谒而作罢呢？
执事您的文章，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苏洵自以为我知道得特别深刻，超过了天下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详尽，他不说尖刻与斩钉截铁的文辞，然而话的锋芒却谁也不敢侵犯。韩愈的文章，好比长江黄河，浑然浩荡奔流宛转，像是鱼鳖蛟龙，万种怪异令人惶惶惑惑，却能遏制隐蔽而掩藏起来，不让它们自露于外；而人们远远望见它们渊深的光芒，苍茫的色彩，也就都自我畏惧而去躲避它们，不敢接近它们，正视它们。而执事您的文章，委婉详备，来来回回多曲折变化，却条理清晰通达，疏阔而畅适，无间隔，不折断，气势造极而语言净尽，急切的言词与高妙的论述，说来却闲适而平易，从没有艰苦费力的表现。上述这三点，都足以断然使您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它的味道澹泊而隽永，它的光彩油然而幽静，高低谦让，颇有执事您的姿态。陆贽的文章，用词与达意，切近事理，准确恰当，颇近执事您的切实；而执事您的才华，又自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大致执事您的文章，不似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您欧阳子的文章。乐于称道人善良而不谄媚于别人，是因为他的为人确实经得起这样的称道；那些不知情的人，则认为赞誉人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欢欣。赞誉人以求人喜欢的事，我苏洵是不会做的；之所以情不自禁要称道执事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也是为了想让执事您知晓我是了解您的。
尽管如此，执事您的大名，早已遍知于天下，即使没读过您文章的，也都早就知道有欧阳修这个人了。可我命运不好，沦落在草野冷落的地方。而自己提高道德修养的心愿，近来粗有所成。想空手奉上不满一尺的书信让您评判，那样凭怎么能让执事您了解我，并相信我呢？我年轻时不好好学习，活到二十五岁，才知道要读书，和有学问的人一起交往学习。年龄大了以后，又未能刻苦磨砺意志、付诸行动，期望自己效仿古人，但看到和自己同列的等辈，又都不如自己，于是觉得自己可以了。后来感到写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就拿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古人所发言论，与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常常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文章的水平，似乎不应该只停留在目前这种状态。于是我把旧时所写的文章几百篇悉数烧掉，而拿起《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伟人贤士的文章，正襟危坐，整天都阅读它们，花了有七八年时间。刚开始，读进去的内容只觉惶惶然，接着广泛地考察这些文章外在的表达方式，则又害怕得惊叫起来。时间长了，读得也更精细，胸中豁然开朗似的明白了，好像人家的话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但我还是不敢提笔也这样写。时间更久了，胸中想说的话更多了，不能克制自己，便试着把它们写出来。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它们，只觉得文思泉涌，好像写出来是很容易的，然而还不敢自以为是啊。近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等一共七篇，执事您看看，究竟写得怎样？啊！区区个人的一点感想，不明白的人又会把它看做是我在自我赞誉以求得别人来了解自己。我只期望执事您会念在我十年来对您的倾慕敬仰和努力求学的用心，从而明察我并不是偶然才这样做的。
注释
欧阳内翰：即欧阳修，当时他为翰林学士。唐宋时也称翰林内翰。第一书：第一封书信。
执事：旧时书信中对对方的敬称。
布衣：平民。
不肖：不贤。
天子：指宋仁宗赵祯。
范公：指范仲淹。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富公：指富弼。时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分掌北方、西方边事。
余公：指余靖，时任右正言（谏官）。
蔡公：指蔡襄，时任秘书丞知谏院。
尹公：指尹洙，庆历三年（1043年），尹洙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又知渭州（今甘肃陇西），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当时正对西夏用兵，尹洙忙于策划军事。
兵革：兵器衣甲，指战争。
毛发丝粟：比喻微小。
愚鲁：愚笨。
道：这里指道德、学术、文章。
范公西：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夏竦等诬为朋党，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富公北：夏竦诽谤，富弼惧，求宣抚河北。
分散四出：欧阳修因上疏为范仲淹辩白，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为滁州知州。余靖出使契丹，学蕃语，曾在契丹主面前作蕃语诗，被御史弹劾，言其大失使者体统；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出为吉州知府。蔡襄论陈执中不可执政，仁宗皇帝不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因以亲老乞归，出为福州知州。
失势：尹洙因与边臣有争议，徙知庆州、晋州，又知潞州。后被御史刘湜罗织罪名，贬崇信军（治所在今湖北随州）节度副使，徙监均州（治所在今湖北光化）酒税。
时：当时，指庆历五年（1045年）。
忽忽：忧愁的样子。
推：荐引。
间：离间，排斥。
成功：建立功绩。
登于朝：入朝任职。
宰相：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由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既：不久。
向：从前。
亡：死。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1052年），尹洙卒于庆历七年（1047年）。
潸然：流泪的样子。
恃：倚仗。
止：仅仅。
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寒士：贫苦的读书人。
遽：急速。
万里外：余靖时在桂州，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治所在今福建泉州），徙知福州，不久复知泉州。
差：稍微。
扳援：攀引。
痼：久病。
克：能。
势：指地位（包括学识、文章在内）。
通：通达。
已：止。
愈：胜过。
约：简括。
巉刻：山石险峻的样子，形容言辞峭厉。
斩绝：形容言辞锋利。
韩子：指韩愈。
浑浩流转：流水汹涌、势头很猛的样子，这里比喻文章气势宏大。
鼋：大鳖。
惶惑：疑惧。
渊然：深邃的样子。
迫视：近看。迫，逼近。
纡余委备：是说文章写得曲折详备。纡余：曲折。委备：详尽完备。
条达：条理通达。
容与：从容不迫。
闲易：安闲平易。
三者：指孟子、韩子、欧阳子三家。
断然：决然无疑。
李翱：字习之，韩门弟子。
黯然：深黑的样子，这里形容文章意味深长。
油然：自然流畅的样子。
揖让：拱手行礼，形容文章谨严，合于法度。
陆贽：字敬舆，唐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县）人，唐德宗时为翰林学士，后累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谥号“宣”。所作奏议条理精密，文笔雄健流畅。
切近：贴近，确切。
得当：恰当，准确。
草野：乡野、民间。
泥涂：污泥、淤泥，比喻卑下的地位。
粗成：基本完成。
咫尺之书：指书札。《汉书·韩信传》：“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颜师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曰尺牍，盖其遗语耳。”
士君子：指官吏、乡绅等人。
游：交往。
刻意：锻炼意志。
厉行：砥砺德行。
兀然：端坐不动的样子。
浑浑乎：泉水奔涌不断的样子。
《洪范论》：苏洵评论《洪范》的文章，文已不存。《洪范》：《尚书》中的篇名。
嘻：叹息声。
区区：微小，自谦之词。
十年之心：指作者多年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和努力求学的用心。
察：考察，这里暗含举荐之意。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这首诗用“借古讽今”的写法，把南宋继承北宋，比作东汉继承西汉，把在金人统治者扶持下出现的伪楚、伪齐傀儡政权比作王莽的新室。并且表示，只有东汉继继承的西汉，南宋继承北宋才是正统政权，而对于一切傀儡政权坚决不予承认。对于反对司马氏篡魏的嵇康，给予热情的赞颂。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感情。
善于用典一向是李清照的特点，在这首诗里，李清照用王莽的新朝比喻当时的伪齐、伪楚政权。用嵇康与山涛绝交之事来贬低那些苟且偷生之辈。读起来有丈夫之气，当真巾帼不让须眉。
细腻的描画晚晴景物，或许不算太难，但如果要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的独特感受与心境，特别是要不露痕迹的寓托某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示，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上都“更上一层楼”。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首联是说，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夏季清朗。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是说从时间、地点两方面把诗题具体化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颔联是说，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淹，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雨过天晴了。
初夏多雨，岭南更是这样（此时诗人在在桂林郑亚幕府供职）。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和感受，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的景象，也不作琐细的刻画，而是偏偏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然生出“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这普通的小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的从幽草身上发现了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的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晩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颈联是说，登上高阁，凭栏远眺，天高地迥，夕阳冉冉的余晖透过窗棂。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张弛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住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余晖还是给人带来了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尾联是说，越鸟的窝巢已经被晒干，它们的体态也恢复轻盈了。
末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这是登高远眺所见。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的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低微艰难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这里要交代一下作者入桂幕前后的一些情况。李商隐自开成三年（838）入赘泾源节度使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以后，便陷入党争的狭谷，一直遭到牛党的忌恨和排挤。宣宗继位，牛党把持朝政，形势对他更加不利。他只得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他比较信任，在幕中多少能感受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得以暂时免受牛党的白眼，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越鸟喜归干巢之感。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
本诗首联写文山祠的悲凉景象，为全诗的情调打下了基础；颔联概括文天祥一生的悲剧，颂扬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颈联连用子规、燕月、精卫和浙江潮来隐喻文天祥被害后，人们的沉痛哀思；尾联用岳飞比文天祥，以英雄遗恨长存作结。全诗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精神，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用典精当，词句凝练，格调沉郁，情感深切。
首联先写文山祠内庄严肃穆的气氛。红色的帷帐映着灯火，摇晃在寒风里，这景色让诗人想象文天祥当年在风雨飘摇中孤军奋战的历史场面，显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远远没有消失。这里用了对比的手法，虚实相衬，从而表现出文天祥不屈的英灵，也暗含了对文天祥死难的痛悼与钦敬。这一联，讴歌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并把“英灵迥未消”五字作为全诗的纲领，以下皆由此而生发。
颔联用洗炼的笔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荡身难寄”，南宋灭亡，国家不存，文天祥避敌追捕，然而乾坤浩荡，无处寄孤臣义士之躯。“道路间关梦且遥”，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这句写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义难寄，诗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的经历，暗含诗人对文天祥浩然正气的赞赏。
颈联连用数典进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上句写实，诗人来到燕京，凭吊文丞相祠，耳边传来“子规”在月下的悲啼声，如哀如怨，顿生对文天样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卫填海”的故事，说明“填海”是不可为之事，精卫决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决心。就当时大势看，抗元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于宋朝，正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实现抗元之志；又以钱塘江怒潮，喻其坚贞不屈的精神，赞美了文天样忠义爱国思想。诗人在这里巧用数典，使“英灵迥未消”进一步具体化，对仗工稳，用典切题，语意悲壮，激扬正气。
尾联为了表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坟那样枝皆南向的树木，表明树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敌人屈服。南面向阳，树枝容易发旺，这本是自然现象，诗人为了歌颂丞相爱国精神之伟大，因而产生这种联想。把“西湖树”和“丞相祠”联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两位民族英雄有所关连，在发扬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前后继承和相互辉映作用。诗至此而止，造成余响不息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歌颂了文天祥的英灵浩气长存天地之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诗从文山祠周围气氛落笔，颔联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辉业绩，用笔精练。颈链展开想象，句子富于主观色彩。尾联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树遣枝向南描写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诚。这首诗的写作特点，在于运用神话典故，作联想的浪漫手法，歌颂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全诗用典妥切，属对工整，精致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