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写作者在一次离舟中的所见所感。上片抒情，下片写景。

　　这首词词上片主以抒情，可分两层意思。“此处情怀欲问天，相期相就复何年。”二句写出情人分别后不知何时再能欢会的激情呼喊。“此处情怀欲问天”句，突兀而起激情顿现。“此处”，即此时。何以有此一问？“相期相就复何年”句作了回答。别时两人相与誓约，必当重会，而实在又不知，何时可成，苦心焦虑至极，难免要呼天而问了。“相就”一词，取“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周邦彦《花心词》）之义，谓男女之间的幽期欢会。“复何年”即更在何年，以反问语气，意指相会之遥遥无期，故而才如此激动。“行过章江三十里，泪复然”，在感情上是余哀未尽，在词情上是明转暗连。“行过”之“行”，又补道出是在别后。

　　下片以写景为主，笔调明丽淡雅。“早宿半程芳草路，犹寒欲雨暮春天”一句，写暮春沿途所见。笔用对仗，曲折动人。上句谓为求早宿因只走了一半路程。诚如方夔诗中所云：“客怕远行催早宿”，早宿是由于怕远行；然则这半程旅途却只见了两岸的萋妻芳草。下句写暮春时的风雨，暮春时有风雨，寒意犹存。两句互相缀合，颇具跌宕纡曲之趣。“芳草”是我国古代诗文中表达乡思离情的传统意象，早在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之中即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暮春时节，芳草遍野，离人目睹，更添无限惆怅之情。暮春天气，犹寒欲雨，更使行人的离恨倍添。

　　结尾“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二句，用是舟中偶见。“小小”极小之义。词中所用，又含有亲昵的意味。刘辰翁词中常用此语，如“花日穿窗梅小小”（《望江南·晚晴》）、“池塘小小水漫漫”（《浪淘沙·有感》）等都是。此句还使人想起苏轼《惠崇春江晓景》其一的“竹外桃花三两枝”之句。但苏诗强调的是早春，与该诗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句都表示作者对春天到来的敏感和喜悦；这首词却不然，他写的是晚春桃花的凋谢，花期已过仅存残枝。含有美人迟暮的明显寓意，因而下句紧承说：“得人怜。”可见，桃花是他意中人的化身。

　　刘辰翁另有一首《浣溪沙·感别》中有一句“为伊憔悴得人怜”，此词“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意思相同，但用笔不同，前者用的是直笔，后者用的是曲笔，情景结合，既写景又寓人。

　　此诗正如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写的是神话传说中湘妃的不幸遭遇，以及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是一首爱情的赞歌，在写法上别具一格：不写生前的传说，而写死后的情感；不写悲剧的本身，而写悲剧的后果；不写悲剧的过程，而写悲剧的气氛。由此而创造出另一个自然世界与情感世界，使读者有如闻如见的亲身感受。

　　一开篇诗人就以饱蘸情感和具有丰富想象的诗笔写道：“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江水。”其中，“千年”、“长伴”、“老不死”说明时间的久长而爱情之花永不凋谢。二妃本来因痛哭而死，但“死”并非爱情的终结，相反，真正的爱情将永世长存，其凭证便是永远年轻的“筠竹”。此竹不仅永世永生伴随着“神娥”，而且由于滋生繁茂，甚至覆盖了整个湘江的流水。用语貌似夸张，实写爱情的巨大能量。这里，诗人从最具神话色彩的斑竹写起，是因为斑竹是湘妃洒泪而成，是爱情生死不渝的历史凭证，所以最能显示出这一故事的神髓。接着的“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二句由写湘妃转入写虞舜葬地。前句以动喻静，通过耳之所闻来形容九疑山之高大宽广及其深邃寂静。“蛮娘”、“吟弄”、“九山”、“静绿”等意境使人自然联想到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诗句：“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之后的“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二句承前，写湘妃与舜两地睽隔，只能在梦中相见。舜葬苍梧，妃死湘水，两地相距虽不甚远，但峰峦隔阻，还有云山雾障。在此无可奈何之际，只有象巫山神女那样，梦中能得一见了。其中，“遥相通”说明二人心心相印、情感相通。结尾的“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二句转写湘妃。此诗以咏湘妃为主，所以结句与开篇相照应，极写湘妃死后的悲痛与孤寂。“巫云蜀雨”虽可一面，但大量时间却忍受着死别的熬煎。其难以排遣的愁怨仿佛云雾烟霭一般，凝聚于洞庭湖宽广的空间。当秋日来临之际。更增添了其悲痛的气氛，有如《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幽愁秋气上青枫”一句的情感容量便包含了《招魂》中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凉夜波间吟古龙”一句运用“龙”这一意象创造了悲剧气氛。其中，“凉夜”乘“秋”而言，凉，既是体肤之感觉，又是心理的感受与环境的悲凉。

　　全诗仿《楚辞》而作，歌咏古事，构思精巧，动静结合，画面灵动，极幽清凄迷，描绘出一幅清幽而又绚丽的画面，通过写生离死别的爱情来寄托诗人的审美意识和对“湘妃”这一悲剧的认知。在用词上，“寒空”、“幽愁”、“秋气”、“凉夜”等具有冷色调的词汇既突出清幽的情境，又为这首浪漫的诗作添上扼腕的叹息。

　　这首词的上片重在写景，通过写 景来抒情说理，寓理于景，寓情于景。景、情、理浑融一体。“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开篇直截了当，写登高望远所见。“秦望山”，因秦始皇南巡时曾登此山观大海，祭大禹，故名。“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乌云翻滚，暴雨如注，给人翻江倒海一样的感觉。一时烟雨茫茫一片，分不清哪个是云，哪个是雨。“乱”“急”“倒立”“不知”等词语写出了狂风暴雨的骇人气势和壮观景象。“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江”，语出《庄子·天运》：“云者为雨江？雨者为云江？”庄子的意思是云兴雨至乃自然之理，没有什么意志和力量的驱使。作者引用此语除了突出狂风暴雨的凶猛气势外，也有狂风暴雨是自然现象这个意思。但是，老子说过“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这不，刚才还是狂风暴雨，现在天气就变成了“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这句承上，仍是作者所看到的景象，表意急转，作者的情绪也急转直下。刹那间西风便把云雨吹散，露出了万里晴空。“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天籁”，自然界的音响，这里指风。在明亮的月光下，回头听见，西风在天空中呼啸而过，大地上无数的洞穴发出了尖厉的声音。这句从视觉写到听觉，表现了自然现象的复杂多变。纵观上片，好像作者只是为了表现狂风暴雨这种自然现象，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不难发现作者有更深的用意在。作者借暴风骤雨到云散雨收，月明风起这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暗示着抗金之路虽然看似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广大民众的抗敌呼声如同夜空刮过的西风，将会变成巨大的积极力量影响着时局朝着乐观方向发展。下片引用典故，以古喻今，影射现实，告诫当局不要重蹈覆辙，应奋发有为。“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麇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这里用的是春秋时吴越争霸的故事。作者在这里用这个故事，强调的是吴国国王因为不图长远之计，耽于安乐而亡国。意在告诫当朝统治者应该引以为戒，不要重蹈吴国的覆辙，应该奋发作为，一雪国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登高怀古，占据他心灵的不是秦皇、大禹，也不是越王勾践，而竟是范蠡。这是因为范蠡忠贞不二，具有文韬武略，曾提出许多报仇雪耻之策，同作者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辛弃疾和范蠡，条件相当，但境遇悬殊，范蠡功成名就，而自己壮志难酬，两相比较，作者不由伤感痛心，情绪低落，引出下句“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作为答句，引出最后一句“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难道你没有看见，像王亭谢馆那些当年的行乐之地，现在已是一片萧条冷落，烟雾笼罩着秋天的树木，乌鸦在悲凉地叫着！作者的无奈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一首登临览景而咏史怀古之词。上片写登蓬莱阁所见壮丽雨景，极具变化倏忽之致。下片怀想西施旧事，对此作者流露出同情敬仰之意。“岁云暮矣”以下，表达作者对世事沧桑所采取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全词情调统一于自然与人事的变幻，使人产生无常之感。特别多引用庄子玄妙之句，使这一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作者面对对朋友的离去，流露出浓重的悲伤。前两句直写，说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即要要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三、四句转换角度，以虚拟笔法，想像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寄托自己对他的深情与怀念。

　　“二年寄迹闽山寺，一笑翻然向浙江。”句直写，说张巨山在福建住了两年，如今要离开福建，前往浙江。“二年寄迹闽山寺”，表面全写张巨山，实际上带出自己与张巨山在这两年中过往密切，引出对分别的依依不舍。次句写张巨山离开，用了“一笑翻然”四字，看上去很洒脱，其实是故作达语。张巨山离开福建去浙江，既非回乡，又不是仕宦升迁，此词离别，肯定愁多欢少，因此诗人写他洒脱，正带有不得已处，加强自己对离别的不快。

　　三、四句转换角度，以虚拟笔法，想像张巨山走后，人去楼空的情景，寄托自己对他的深情与怀念。书房依旧，但是人走了，如果是直写，便索然无味。历来诗人都喜欢通过明月来寄寓自己的情思，如李白“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苏台览古》）、“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都是如此。刘子翚这首诗也借明月来说，强调明月仍然照进书窗，增加冷漠的气氛，同时通过无情的明月表现多情的举止，衬出人的多情，等于说自己日后见到空空的书房，将更加为眼前的别离而惆怅。这样一转折，加深了诗的底蕴，把情感也表现得更为丰富。

　　自然界的风物，谁都知道是无情的，但由于诗人的观感心情不同，便有意对它们进行人格化，刘子翚这首诗就是如此，把明月拟人化，说它不知人已去，仍然多情地照着读书窗。这样的构思，在古代被普遍运用。著名的如唐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桃花依旧，表现人事变化所产生的伤感。又如岑参《山房春事》云：“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把庭树拟人化，说它没体察到人已离去。其他如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都是如此，刘子翚这首诗，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