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偶有所咏,大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在中国词史中,这是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他当时所作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诗中也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写溪风习习,顿忘身处天涯,与此词同旨。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
《减字木兰花》上、下片句式全同。此词上、下片首句,都从立春的习俗发端。古时立春日,“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后汉书·礼仪志上》)。
上、下片首句交代立春日习俗后,第二句都是写“春风”:一则曰“无限春风来海上”。作者《儋耳》诗也说:“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风从海上来,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而且境界壮阔,令人胸襟为之一舒。二则曰“一阵春风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春酒醉人,兴致勃发,情趣浓郁。两处写“春风”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以后都出以景语:上片写桃花,下片写杨花,红白相衬,分外妖娆。写桃花句,大意是乞得春神之力,把桃花染成粉红。这里把春神人格化,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写杨花句,却是全词点睛之笔。海南地暖,其时已见杨花。
作者次年人日有诗云“新巢语燕还窥砚”,方回《瀛奎律髓》评此诗云:“海南人日,燕已来巢,亦异事。”原来在中原,燕到春分前后始至,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杨花、新燕并早春可见。而早春时节,中原时或降雪。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那么,海南即是跟中原一般景色。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了。——这是全词的主旨所在。
如前所述,此词内容一是礼赞海南之春,在中国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二是表达作者旷达之怀,对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是苏轼此词高出常人的地方。以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的两首词来对读,朱的《诉衷情》也写立春:“青旗彩胜又迎春,暖律应祥云。金盘内家生菜,宫院遍承恩。时节好,管弦新,度升平。惠风迟日,柳眼梅心,任醉芳尊。”这里也有“青旗”、“彩胜”、“惠风”、“柳眼”、“醉尊”,但一派宫廷的富贵“升平”气象,了解南北宋之交政局的读者自然会对此词产生遗憾和失望。比之苏词真切的自然风光,逊色得多了。朱敦儒另一首《沙塞子》说:“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这是写南越的重阳节。但所见者为“蛮树”、“瘴云”,由景引情者为“山引泪,酒添愁”,突出的是“不见凤楼龙阙”的流落异乡之悲。朱敦儒此词作于南渡以后,思乡之愁含有家国之痛,其思想和艺术都有可取之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颜持约词不减唐人语”条也称赞此词“不减唐人语”。但此类内容的词作在当时词人中不难发现,与苏词相比,又迥异其趣。二词相较,对异地风物有排斥和认同的差别,从而更可见出苏词的独特个性。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同字。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类字”。(如果接连使用称“叠字”,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云:“《玉台新咏》载梁元帝《春日》诗用二十三‘春’字,鲍泉奉和用三十‘新’字······余谓此体实起于渊明《止酒》诗,当名之曰‘止酒诗体’。”本来,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是,有的作者偏偏利用“同字”来获得别一种艺术效果:音调增加美听,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而其间用法颇多变化,仍有高下之别。陶渊明的《止酒》诗,每句用“止”字,共二十个,可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毕竟是游戏之作。梁元帝《春日》诗说:“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谁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共十八句竟用二十三个“春”字,再加上“日日”、“处处”、“不见”等重用两次,字法稠叠,颇嫌堆垛。再如五代时欧阳炯《清平乐》:“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这首词也写立春,为突出伤春之情,一连用了十个“春”字,句句用“春”,有两句用了两个“春”字,也稍有平板堆砌之感。苏轼此词却不然。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其中两个是“春风”),但不平均配置,有的一句两个,有的一句一个,有三句不用,显得错落有致;而不用“春”字之句,如“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分别用了两个“红”字,两个“花”字。其实,苏轼在写作此词时,并非有意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他只是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因而自然真切,朴实感人,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后世词人中也不乏擅长此法的,南宋周紫芝的《蝶恋花》下片:“春去可堪人也去,枝上残红,不忍抬头觑。假使留春春肯住,唤谁相伴春同处。”前后用四个“春”字,强调“春去人也去”的孤寂。蔡伸的《踏莎行》下片“百计留君,留君不住,留君不住君须去。望君频向梦中来,免教肠断巫山雨”,共用五个“君”字,突出留君之难。这都是佳例。
这是一首题画诗。此诗首、颔联写画中山水,尺幅有万里之势;颈联写暮景,回应“苍然”;尾联写作诗,谓画中景非笔墨所能传出,既极赞画之神妙,又自惭诗之拙。此诗具体起笔突兀,通体气势雄浑,很有杜意。
起笔两句,使画中山水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尤妙在以“满眼”强调水之浩浩荡荡,用“何郡”把对“苍然”的赞叹隐在一片疑问之中。起笔十字,独造其妙,意境全出。
三、四句“向来万里意,今在一窗间”承接上二句意脉,作一小结:万里的山水,万里的意境,竟被作者凝固在尺幅画间,仍将掩饰不住的赞叹溢于诗表,不同的是前之赞叹是对山水而发,此之赞叹是对画的意境而发。
及至第五、六句“众木俱含晚,孤云遂不还”,其物与心之互相感发的关系,至此已脱颖而出。
末两句作一种总结式的感叹,“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颇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之风,同时也是对深一层意境之引发。全诗到此戛然而止,只觉余韵袅袅,又都在不言之中,真所谓“尽而不尽”。
全诗写景兼抒情,通篇未用一典,却于简谈中见新奇。古人认为“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简斋此诗,可证此论。全诗自然至极,淡泊至板。然而这淡泊却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淡,是“淡极始知花更艳”之淡。绝非索然寡味,深远就寓在这淡泊之中。无限的绚烂,也融于淡泊之中,真乃淡而有致,淡而有味。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