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寒水缓缓消退，岸边留下一线沙痕。春意渐渐回临，空阔的沙洲烟霭纷纷。晴日朗照，溪边的新梅香气氤氲。数枝梅花争相吐蕊，装点新春。我独在天涯满腔怨恨，试想我现在是何等的悲怆伤神？长亭门外，群山重叠，望不断的远山遥岑，正是令人忧愁的节令时分。
遥想深闺中的你，一定也是思绪纷纭。画楼的层门紧闭，春风暗暗使你的容颜瘦损。我真是对不起你啊，让你独守空闺冷衾。辜负了多少尊前花月的美景，浪费了大好青春。你可知道，我也是归心似箭，恨不得一步跨进闺门。更有多少酸甜苦辣，留着回去向你诉说详尽。可等到我们再度相逢，恐怕又要过一年光阴。
注释
“寒水”句：杜甫《冬深》诗“花叶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露随类影，寒水各依痕。”此处化用其决心书。
“春意”二句：杜甫《阆水歌》：“更复春从沙际归。”
枕前云雨：此处指夫妇欢合。即宋玉《高唐赋序》中的“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借指男女相爱。
此词是作者晚年离乡思归之作。在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的景象中，作者触景生情，在词中表达了自己内心深沉的思乡之念。
“寒水依痕”之句，点出了初春的时节，但这是运用杜甫的成句。杜甫《冬深》：“花叶惟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随类影，寒水各依痕”。后二句采用杜甫《阆水歌》“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诗意。这里融诗景于词境，别有一番气象，而一“渐”字，更为初春即将解冻的溪水增添一股新的活力。词人从迷茫开阔的景象中，感受到蓬勃生机和温暖的春意。“溪梅”二句用特写手法刻画报春的信息——梅花的开放。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一切，溪边梅树疏落的枝条上绽露出朵朵花苞，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使人感到无限美好。这是冬去春来的美好象征，也是展望一年的最好季节，然而这并不能引起词人心灵的欢悦，相反却萌生出离愁与苦恨。
“天涯”以下数句，由写景转入抒情。“旧恨”二字，揭示出词人郁积在心中的无限的离愁别恨。“消魂”是用江淹《别赋》的诗句：“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这里用设问的句式领起下文。“长亭”以下三句，进一层叙写消魂的景色。在那长亭门外，词人举目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望不尽头的重重叠叠的青山。连绵起伏的山峦，犹如心中无穷的愁绪，正是“吴山点点愁”，春日的景象，成了犯愁的时节。
下片换头“情切”二字，承上转下。词人宕开笔力，由景物描写转而回忆昔日夫妇之情。而此时虽然离别远行，但绵绵情思却是割会不断的。“画楼”以下三句，虚景实写，设想闺人独居深楼，日夜思念丈夫，久盼不归，渐渐地形体消瘦下去。紧接着“枕前云雨”，借用典故暗射夫妇情意。宋玉《高唐赋》序中说，楚王梦中与神女相会高唐，神女自谓：“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指男女欢合。这与下句“尊前花月”，都是写夫妇间共同的甜蜜生活。
但因为离别在外，枕边之欢，尊前之乐，都可想而不可及。词人内心所殷切盼望的，是回来与亲人相见，诉说在外边思家时心底的无限凄凉孤独的情味。“心期切处”三句所写，是自己的离愁，与上“画楼”三句写家里人的别恨形成对照。彼此愁思的产生，同是由于“孤负”两句所说的事实而引起。这样写虽是分写双方，实际上却浑然一体，词笔前后回环呼应，十分来严谨细致。歇拍“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紧承上句“归时”。言到等归来重见，已是“离别经年”了。言下对于此别，抱憾甚深，重逢之喜，犹似不能互相抵触。写别恨如此强调，宋词中亦少见，并非无故。
这首词作由景入情，脉络分明，从表象上看，似乎仅仅抒写夫妇间离愁别恨，但词中运用比兴寄托，确实寓寄着更深一层的思想感情。《蓼园词选》中说：“仲宗于绍兴中，坐送克铨及李纲词除名。起三句是望天意之回。‘寒枝竞发’，是望谪者复用也。‘天涯旧恨’至‘时节’是目断中原又恐不明也。‘想见东风消肌雪’，是远念同心者应亦瘦损也。‘负枕前云雨’，是借夫妇以喻朋友也。因送友而除名，不得已而托于思家，意亦苦矣。”自常州词派强调借词有所寄托以来，后世评词者往往求其有无寄托。从张元干后期遭受压抑不平的情况来看，在南宋朝廷屈辱求和。权奸当道而主战有罪的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他的内心有着难以明言的苦衷，故词中“借物言志”，寄意夫妻之情，黄蓼园所云并非纯为主观臆断，但如此分解，恐怕就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了。
张元斡本是南宋抗战名臣李纲的行营属官，因不愿与奸臣秦桧同朝，晚年漫游江浙等地，客死他乡。词别本题为“感旧”。词人写晚年离乡思归之情，在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的景象中，寄寓了词人对妻子、对家乡的深深的思念，也体现张元斡词在激昂悲壮之外的细腻深情的另一面。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上片写少女临台梳妆。风动柳丝，燕舞莺啼是自然环境，“钗重”二句写这环境中女主人公的美丽形象。
下片写少年郎骑马游春，故意将金鞭屡坠的潇洒风姿和传情神态。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写得憨厚别致，情真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