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抒写别后思念之情。上片由叙及忆，叙香笺题诗，追忆相逢旧事，直抒情怀，思念之情抒写不尽。“题破香笺小砑红。诗篇多寄旧相逢。”别后相思，香笺砑红，写成诗篇，寄予情人。“西楼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细细风”两句写景极流丽，然而实是言情，把词人对往事的留恋和怀想都写进“垂垂雪”和“细细风”中。旧事甚多，唯忆两件：一是西楼劝饮时，女子垂垂如雪的粉面；二是南苑歌舞时，女子随风飘旋的春衫。二事所指，实为一段春情，故美好难忘。
下片进一步写思念之苦，自分别后离愁别绪一直萦绕于心，词意较缠绵深沉，但词句却明了畅达。“花不尽，柳无穷”六字与上片开头相关合，题破香笺也写不完的思念之情正如同不尽之花、无穷之柳一样，表示分别以后，年复一年，春光如逝，相思不尽，因情人不在身旁，毫无欢乐意趣。结二句借用巫山神女的典故，以归云巫山作喻，追问巫山归云讯息，眷恋旧情，渴望再度相亲相爱，词切而情深，词人的苦闷与无奈尽含其中，同时似暗含词人所怀念的旧日相好的身份乃是一个歌妓之意，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全词感慨今昔，或借景传情、或直抒胸臆，写情深沉婉曲，文笔却十分流畅，浅语有致，读来琅琅上口；又用时空转换，对比今昔；以设问猜测，情真意切，收到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秋兴赋》在嗟叹四时的基础上，以宋玉《九辨》中悲秋的名句为契机，抒发自己对“秋日之可哀”的独特理解。先将宋玉句中提到的“送归”、“远行”、“临川”、“登山”做的诠释和评议：“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送别归去的人怀着思慕伴侣的恋意，远去他方的人有羁旅漂泊的悲愤，面临大川则感叹流水似时光飞逝，登上高山又怀想未来而哀悼眼前。前两点是一般概括，后两点是具体用典，一用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典，一用齐景公乐而怕死之典。接着潘岳用议论总结了“四感”，道出自己的见解：“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四感让人内心哀痛，遇到一样也难以忍爱，可是嗟叹秋天本身的值得悲哀，大概是没有什么愁可比而又无休无止了。宋玉的名言是封建社会仕途坎坷的文人在秋日共同心理感应的写照，潘岳的独特理解又成为此赋所兴的思想基础。
《秋兴赋》以空间的转换、时间的推移，点染重彩浓墨，极力铺写萧瑟、冷落的秋天景象。按时间来看，从野外写到庭院：“野有归燕，隰有翔隼”，写到屋内：“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田野里有归来的燕子，沼泽地有低翔的鹘鸟；庭院树枝上的叶子都飘洒零落了，强劲的风凶猛地吹动着屋门的帐幕。按时间来看，从白天写到晚上：“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天空澄明愈加显得高远，太阳的光线在空中飘飘忽忽逐渐衰微。为什么微弱的阳光时间这么短，而感觉那寒冷的夜晚却正长。从夜晚又写到清晨：“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听那飞离的大雁在晨空中吟唱，仰望那七月流火的寒天残景，而且其中夹杂着对秋夜“月瞳胧”、“露凄清”、“熠耀粲”、“蟋蟀鸣”种种所见所闻的感受描写。景象铺写后联想到自己，以“不寐”、“展转”写出所悟和自省，又以自己“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的忧思早衰的形象与显贵们“登春台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的得意嬉游的傲气对比，当然会自然得出清醒的认识和信念：“苟趣舍之殊涂兮，庸讵识其躁静。”如果人们的志向好恶有不同，也就无从识别他们的轻重静躁了，是此赋所兴的环境背景。
《秋兴赋》直接阐发老庄的“齐万物、一生死”的学说，顺理成章地引出此篇的篇眼——即所兴。正面议论、反面对照、援例引证、用典说明，可说议论得十分透辟。其中“龟祀骨”的典故源于《庄子·秋水》篇。这个典故正好表达了潘岳宁愿无拘无束地去过隐居生活，也不愿受人白眼而宦海沉浮，全篇所兴也就一下子脱口而出：“且敛衽以归来兮，忽投绂以高厉”，且让我收藏起官服归来吧，快扔掉那官印用高风亮节激励自己。该句说的直接，痛快，又响亮，是此赋的眼目。紧接着又以欢快的笔调，描绘了想像中的归隐生活：“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泉涌湍于石间兮，菊扬芳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鲦之潎潎。”耕东皋，交余税，听泉声，嗅菊芳，浴秋水、赏鱼乐，写得何其轻松自在，情趣横生，一幅怡然自得、与世无争的隐居图跃然纸上，这是当时司马氏严酷统治下庶族士大夫超然物外，全身远祸的典型心境。由老庄哲学想到归隐是此赋的理想境界。
《秋兴赋》通过对秋哀感情的抒发，对秋景铺陈的描写，对“齐天地”观念深刻的议论，表达了对达官显贵们的轻蔑和自己处境的愤懑，从而表示了归隐避祸的决心。
《秋兴赋》在赋的发展阶段中，按内容属抒情言志小赋；按形式属骈体赋。在表达方式上，它已打破了汉散体大赋专尚叙事，铺陈扬丽的写法，而是熔叙事、描写、抒情、议论为一炉，很多句子多种表达方式兼而有之，不能说专指某种表达方式了。句式上以四、六句为主，而且注重对仗，上下句几乎都是双双比翼骈出，而且注重偶句押韵和灵活换韵，增强了语言的节奏美和音韵美。虽然还保留很多骚体赋的“兮”字，但只在上句，句中没有，而且也不是句句必有，可以看到逐渐被淘汰的痕迹了。
思想意义
从全诗来看，这首诗即以松快的旷达之语，对世间的两类追求者予以嘲讽。
首先是吝啬聚财“惜费”者，生年不足百岁，却愚蠢到怀千岁忧，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文中的“游”与后文所提到的“为乐当及苦”的“乐”都与常人理解的有异意，游及乐并不是那种酒池肉林，歌舞升平的放纵肉欲，是文人雅士的寄情山水，把酒言诗，忘却失意不得志之情殇的一种积极健康的享受生活之乐。这种乐也是建立在热爱生活基础之上，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
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其实是对仰慕成仙者的嘲讽。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
艺术特点
人生价值的怀疑，似乎常因生活的苦闷。在苦闷中看人生，许多传统的观念，都会在怀疑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首诗集以松快的旷达之语，给世间的两类追求者，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对吝啬聚财的“惜费”者的嘲讽，它几乎占了全诗的主要篇幅。这类人正如《诗经·唐风》“山有枢”一诗所讥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穿裹着）；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敛财货，就不知道及苦享受。他们所忧虑的，无非是子孙后代的生计。这在诗人看来，简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纵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为子孙怀忧百岁，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常识；何况还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忧及“千岁”，真是愚不可及。开篇落笔，以“百年”、“千年”的荒谬对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啬的“惜费”者的可笑情态，真是妙不可言。接着两句更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游”者，放情游乐也。把生命的白昼，尽数沉浸在放情游乐之中，已够耸人听闻的了，诗人却还“苦”于白昼太“短”，竟异想天开，劝人把夜晚的卧息苦间，也都用来行乐，真亏他想得出来。夜晚黑灯瞎火，就怕败了游兴。诗人却早备良策：那就干脆手持烛火而游！——把放情行乐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惭，这不仅在汉代诗坛上，就是在整个古代诗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惊世骇俗之音了。至于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窑银的守财奴，听了更要瞠目咋舌。这些是被后世诗论家叹为“奇情奇想，笔势峥嵘”的开篇四句（方东树《昭昧詹言》）。它们一反一正，把终生忧虑与放情游乐的人生态度，鲜明地对立起来。
诗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这样的放荡之思，必会遭到世俗的非议。也并非不想享受,只是他们常抱着“苦尽甘来”的哲学，把人生有限的享乐，推延到遥远的未来。诗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哲学：想要行乐就得“及苦”，不能总等待来年。诗中没有说为何不能等待来年，其弦外之音，却让《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点着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谁也不知道“来兹”不会有个三长两短，突然成了“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的“陈死人”（《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那苦再思享乐，已经晚了。这就是在诗人世间“及苦”行乐的旷达之语后面，所包含着的许多人生的痛苦体验。从这一点看，“惜费”者的终日汲汲无欢，只想着为子孙攒点财物，便显得格外愚蠢了。因为他们生苦的“惜费”，无非养育了一批游手好闲的子孙。当这些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之际.不可能会感激祖上的积德。也许他们倒会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会享福。“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说：“直以一杯冷水，浇财奴之背”（《文选集成》）。其嘲讽辞气之尖刻，确有对愚者的“唤醒醉梦”之力。
全诗抒写至此，笔锋始终还都针对着“惜费”者。只是到了结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类追求：仰慕成仙者。对于神仙的企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都干过许多蠢事。就是汉代的平民，也津津乐道于王子乔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终于乘鹤成仙的传说。在汉乐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的热切呼唤。但这种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闷的汉末，也终于被发现只是一场空梦（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所以，对于那些还在做着这类“成仙”梦的人，诗人便无须多费笔墨，只是借着嘲讽“惜费”者的余势，顺手一击，便就收束：“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结语在全诗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诗人之本意，其实还在“唤醒”那些“惜费”者，即朱筠《古诗十九首说》指出的：“仙不可学，愈知愚费之不可惜矣”。只轻轻一击，即使慕仙者为之颈凉，又照应了前文“为乐当及苦”之意：收结也依然是旷达而巧妙的。
这样一首以放浪之语抒写“及苦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将这类诗作，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但仔细想来，“常怀千岁忧”的“惜费”者固然愚蠢；但要说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及苦满足一已的纵情享乐，恐怕也未必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大抵是对于汉末社会动荡不安、人命危浅的苦闷生活的无力抗议。从毫无出路的下层人来说，又不过是从许多迷梦（诸如“功业”、“名利”之类）中醒来后，所做的又一个迷梦而已——他们不可能真能过上“被服纨与素”、“何不秉烛游”的享乐生活。所以，与其说这类诗表现了“人性之觉醒”，不如说是以旷达狂放之思，表现了人生毫无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苦代，这种及苦行乐的吟叹，很快又为悯伤民生疾苦、及苦建功立业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