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抒写春恨。上片着力描写留春无计的遗憾，下片写寻春而觅得的欣慰之情。

　　“春辞我，向何处？”这二句起首便设问，这一方面为下面的感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喷射口，另一方面又为下片寻觅春的归路设下伏笔。

　　“怪草草、夜来风雨”与“春辞我”相呼应，词人说：春啊！你为什么要辞我而去呢？你为何去得又是那样草草匆忙呢？既不打招呼，又毫无留恋，便这样匆匆走了。“夜来风雨”似乎是在回答一二句的诘问，实际上只是点明了春归的缘由和去向：春啊！你是被夜来的横雨狂风挟持而去了吧！这横风狂雨既指自然界的“夜来风雨”，也可指政治的雷雨风暴。词人在仕途中并不得意，他曾有过几度宦海浮沉颠沛的经历，因而不管是实写还是虚写，这“夜来风雨”送春归的意象，总包含着诗人自己命运的影子，是宦海中的风风雨雨，草草地送走了诗人的青春年华。这表达了词人对“春去也，太匆匆”的留恋、怨怼与惋惜之情。

　　“一簪华发”几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情，正由于青春草草而逝才落得今朝“一簪华发”。这“一簪华发”不仅意味着年龄的衰老，青丝成雪，而且还包含着饱经沧桑、遍尝忧患的内涵。由此，下句的“少欢饶恨”则是自然而然的了。春光是留不住的，从而青春也是难以挽回的。这含蓄曲折地表达了词人对青春易逝的憾恨。

　　下片，词人的情绪心态却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春回常恨寻无路”是情绪上的过渡，对上片抒写的情景是一个形象的总括，而“常”“路”二字却为下文的词句进行了铺垫：“常恨”意味着往昔，而今将有一种新的心境产生，往昔的“无路”即暗示着今朝的有路，这样词作便极为自然地过渡到下句。

　　“试向我、小园徐步，”这里“试”与“无路”紧密相连，正因为“无路”而企求“有路”，才“试”着前去探索。“试向我”中的“我”字，强调了只有在“我”自己惨淡经营的园地里才有永恒的春色，这正是一种象征性的暗示。

　　“一栏红药，倚风含露”紧承上句，十分形象传神地显现了词人的小园中，春光永驻的景象。一栏鲜艳娇嫩的芍药花倚风而立，含露而开，仪态万方，艳丽异常。这里“倚风”，写出了芍药绰约飘洒的风姿，“含露”画出了它鲜润欲滴的妩媚。那临风摇曳含露而开的芍药花，不正是春天的极富情趣的象征吗？不也正是词人理想、希望、事业、追求的写照吗？不也正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美的缩影吗？

　　“春自未曾归去”紧承前两句，词人以芍药花作为不凋的春光的标志，由“倚风含露”的“一栏红药”联想到“春自未曾归去”便显得十分自然，毫无矫饰之处了。

　　诗从“狗吠”落笔，引出“吏来”，猛然扯开了一场逼租逼税惨剧的序幕。首句劈空而至，来得突然、紧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何暄喧”既点明狗吠声大而杂，又暗示了悍吏唯恐“猎物”躲逃而“奇袭”的凶暴淫威。

　　“披衣”写出了主人不敢怠慢地急匆匆去应酬的情状。“欲得钱” 挑明了 “吏来”的目的，可见来者不善。“府记” 二字既照应了标题，又交代了逼祖逼税的后台老板，直把矛头剌向官府，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有深度。

　　“穷”写出了主人为缓出交钱而磨破了嘴皮；“乞”勾画出主人哀求的可怜。粮穷尽，钱穷尽，语穷尽，都不能唤起悍吏的一丝怜悯，反而使悍吏且“怒”又“尤”。一方是“语穷乞请”，一方是 “怒反见尤”，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杜甫 《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诗句。

　　“旋歩”四句写出主人哀求免交不行，缓出无望，而吏又岂能善罢甘休！主人只得转身环顾家中，东寻西觅，但粮钱终无所获。看来唯有的一线希望是向邻人借贷了，但在府记的贪财重赋下，邻居也同样赤贫如洗。“邻人言已匮”这一句看似寻常，实为崎崛。它写出了像主人这样粮钱匮尽的人家何止一户！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使主题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这种“点”——主人的赤贫，“面”——邻人的“已匮”，点面结合的表现手法，使得这首诗的思想性既有深度（点），又有广度（面）。

　　“钱钱”的迭用，活画出主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哀叹。大大加强了全诗的悲伤色彩，句中“独憔悴”中的“独”不当“独自”讲，而是“唯有”的意思，因为邻人也巳匮，可见不“独”。诗的最后两句，写出主人对钱难得的感慨，唯有忧愁憔悴而已。诗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悍吏敛钱的收场如何，也就不堪言状了。其弦外之音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令读者也和主人一起去“憔悴” 了。

　　全诗仅截取了官差逼租敛税的一个片断，这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尖锐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凶残和劳动人民的贫困、怨愤。

　　诗中主要采用了白描的技法，不以华丽的词藻着色，不设喻少修饰地以“叙述”来代替“描写”，把作者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这首诗的情节性是鲜明的，情节的发展层层深人。其轨迹是“狗吠”引出“吏来”——吏来逼出主人“出门应'——出门方知吏来“为得钱”——无钱只得“乞请出”——乞请出的结果招来吏“怒”且“尤”——为平息吏怒，只得“旋步顾”——“顾”的结果是“无可为”——“家中”无可为，只好“从邻贷”——“贷”的结果是邻“已匮”——邻已匮，只得独憔淬。诗的情节一环扣一环，步步进逼。其情节虽没有明显的髙潮，但于平淡中见深度。收到了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的出色效果。

　　这是小说人物林黛玉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颔联写海棠花的白与洁；颈联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尾联写相思之情，与首句遥相呼应。林黛玉借咏颂白海棠，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全诗采用了比喻、象征、拟人、设问、神话传说和直抒胸臆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得全诗生动活泼，风流别致。

　　林黛玉这首《咏白海棠》与薛宝钗淡而不露的风格不同，此诗淡化了现实的外部环境，突出了诗人的主体形象，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首句写看花人。“半卷湘帘半掩门”，看花人与花保持着一段距离，这就为下文写看花人的想象提供了条件。看花人从房内望去，看到白海棠，得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白海棠的高洁白净，由此想象到，栽培它的该不是一般的泥土和瓦盆，“碾冰为土玉为盆”，从侧面烘染白海棠的冰清玉洁，想象别致。无怪乎此句一出，宝玉便先喝起彩来：“从何处想来！”

　　颔联直写白海棠，写来对仗严谨，而又天然工巧。最难得的是它不是苍白地写白海棠的白净，而是说它白净如梨蕊，这就在白净的颜色上突出了其高贵品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写出其有梅的精魂与风韵。“偷来”、“借得”的说法，更增添了诗句的巧妙别致。在林黛玉笔下，白海棠绝没有世俗的污浊，却有梨蕊的高洁、梅花的傲骨。白海棠的这种精神品格，其实就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体现。众人看了，感受到的当然是“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

　　颈联则紧承上联，以比喻笔法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以月宫仙女缝制的白色舞衣作比喻，形容它的素白，而且形象地描绘了它的美好形态。“秋闺怨女拭啼痕”，同是比喻，感情却有变化。秋天萧瑟，又是深闺怨女，并且在“拭啼痕”，虽仍写海棠的高洁白净，带有愁戚伤感的感情色彩。这当然又是林黛玉的“别一样心肠”，写来只是“不脱落自己”（脂评），是林黛玉乖僻孤傲、多愁善感性格的流露。

　　尾联，笔墨重又回到写看花人，写来情景交融，娇羞默默。倦倚西风、欲诉衷肠的既可是花，也可是人，看花人与白海棠完全融为一体。不过重点应落在看花人身上。林黛玉是在托物抒情。从章法上说，“娇羞默默”、“倦倚西风”，与首句的“半卷湘帘半掩门”相呼应，照应开头，结束全篇，结构完整。从内容上看，它又是上两句感情的必然发展。它从形神两方面写出看花人亦即林黛玉的内心世界，把她寄人篱下、无处倾吐衷肠的感伤情绪刻画得极为深刻。由于林黛玉紧紧把握住了看花人与花的感情联系，诗中景中有情，情由景生，意与景浑，白海棠的形象成了林黛玉自身的象征。

　　林黛玉的这首诗不仅是风流别致的，亦是含蓄浑厚的，只不过白海棠形象的内涵是林黛玉鄙弃世俗、纯洁坚贞、乖僻孤傲的性格。这一点宝玉看到了，所以他对“潇湘妃子当居第二，含蓄深厚，终让蘅稿”的评论不服，提出“蘅潇二首还要斟酌”。其实，李纨、探春也是感受到了潇湘妃子诗内所含的意趣的，只是评价标准不一，她们只能推崇薛宝钗诗中那端庄稳重的形象和那种欲报皇恩、候选才人而又故作淡雅的含蓄浑厚，而不欣赏林黛玉的这样“风流别致”。这也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谋”罢了。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这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儿童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刻画出一个勇敢机智、不畏强暴而又纯朴憨厚的少年英雄形象。全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具有类似“引言”的性质。

　　第二部分是传文本身，这部分曾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引言”部分叙写了越地有一种劫缚小孩和成人“屈为僮”的恶俗，而官府不问。所以无数弱小者被劫缚而“少得自脱”。只有小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见作者对这种恶俗非常不满，对对不制止这种恶俗反而以此谋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对反抗豪贼获得胜利的区寄则极其赞赏。传文本身则写了关于区寄的真实故事：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有层次、多侧面地进行刻画，把一个小英雄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特别是文中有关区寄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值得仔细品味。

　　传文本身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遇劫的经过，这是故事的缘起，由此引出“智斗”的故事。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区寄的这次反抗行动显得既小心谨慎又坚决果断。

　　第二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机敏地对付第二个强盗，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敢。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并且“愿以闻于官”，表现了他很聪明，知法懂法、知事明理。

　　第三部分是事件的尾声，也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不肯为“小吏”，被护送还乡，表现了他纯朴憨厚的性格。第二层写“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杀盗一事的反应，从侧面表现了区寄的惊人勇敢。

　　文章塑造了一个少年英雄形象。区寄的英雄品质首先表现为机智。他假装哭，用刀断绳，与贼周旋，用火断绳，而且能报告官府，知法懂法。其次表现为勇敢。他临危不乱，用火断绳时烧伤了手也没有影响他的冷静。再次是淳朴。他放弃做官、不慕名利，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淳厚朴实的品质。同时，文章用豪贼的愚蠢来衬托区寄的机智勇敢。文中的豪贼一方面非常凶狠，另一方面又非常愚昧。一贼把刀插在路上，区寄拿到刀就可以杀了他。这充分显示了豪贼的愚蠢。另一贼竟然对区寄杀了他的同伙没有起戒心，的确愚蠢至极。两贼自私自利，互相算计，这正给了区寄脱身的大好机会。在写作手法上，文章采用正侧面像结合的方法，正面描写区寄的形象，同时侧面烘托人物的形象性格及其精神的震撼力量。作者希望借此揭露劫杀成风、贩卖人口严重、官府对强盗行为的姑息与放纵的黑暗社会，赞扬、歌颂区寄面对强敌机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全文表现了区寄这位少年英雄机智勇敢的性格和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唐代中期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封建社会里，人民不能指望官府，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才能摆脱苦难。

　　此诗描绘的是黄河下游的景致。作者行舟河上，视野开阔，所以诗中多从大处着墨，写出深沉、壮观、气势磅礴的景象。诗歌开篇两句就写出“积水穷天涯”的浩荡气势，表现出黄河的雄壮和开阔的景象。“天波忽开拆”两句写从水天一色开拆的缝中，看波“郡邑千万家”，然后看波城市，接着是城外的农田，读之令人如波如闻。这两句不仅气势雄浑，意境壮美，而且准确地捕捉住诗人坐船时特有的运动感受，落笔自然而有奇致。五六两句写作者沿河所波的盛况。“行复波城市，宛然有桑麻”，一方面说明盛唐时期人口多、集市经济兴盛的状况，另一方面桑麻繁盛也构成了平原以东地带城乡风景的一大特色。结尾两句描写作者回首时，只看波河水连天，看不波故乡了，由此抒思乡之情，情景交融，发人遐思，言已尽而意未穷。

　　这首诗写出黄河下游的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显示出王维前期山水诗歌的明朗风格。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洁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从思想境界看，此诗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静观”，即在社会之外看社会，人生之外看人生，景观之外看景观，充分体现了王维山水诗的深邃、幽静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