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诗一方面揭穿了军阀们靠“请吃饭”玩弄阴谋诡计；一方面提出用胶牙糖粘嘴的事来，也是对灶神的无情嘲弄。这里，首句列出两件祭物，次句却有着深刻的寓意。“典衣供瓣香”，联系上句，瓣香、胶牙糖以及“只鸡”，原来俱是“典衣”的结果。它即反映出当时人民的贫困窘境；也揭示出封建迷信（敬神）与贫穷之间的尖锐矛盾。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这两句诗，以极其形象的事物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破产，劳动人民家无隔宿之粮的惨淡情景。祭神，对被“神权”统治尚未觉醒的农民来说。是看成一件祸福攸关大事的；但是，典尽衣物，顶多也只能杀一只鸡，备一点胶牙糖，一些香烛，哪里还能买得起更贵重的黄羊。“岂独”二字，含意深沉，一方面表示在“家中无长物”的情况下，办不起黄羊来祭灶；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不想靠祭灶来改变现状、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意思。
这首诗虽简短，但却透视出当时中国农村破产、农民家徒四壁的一面生活侧影。通过庚子送灶这件看似极平常的事物，深刻地表现出封建迷信对劳动人民的危害，和作者对这一事物的鲜明态度。
全诗四句语言浅显通俗，一二句只鸡、胶牙糖、瓣香看似平列，因皆出之以“典衣”，不仅使这十个字结联成体，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且具有振起全诗的作用。三句是一直白，对上句是进一步的渲染和深化。第四句是整首的主脑，篇终见意，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看，这句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耐人寻索，韵味无穷。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供品仅有一只鸡，仅有胶牙糖，仅有一瓣香，只因家中困顿，典当衣物度日。
家穷，没有值钱物品可当，祭供物品不丰，不是故意缺少黄羊作祭。
注释
送灶：民俗，民间每年腊月二十三日要送灶神。即事：见事即兴而作。
只鸡：一只鸡。以及后面的胶糖、瓣香、黄羊等均为送灶供品。饧，糖。
典衣：1896年10月鲁迅父亲周伯宜长期患病后逝世，家中由小康转入困顿，要靠“典衣”（典当衣物）来接续生活。
瓣香：焚香插入炉中，散似瓜瓣。
长物：多余的值钱物品。
黄羊：黄色，无角，似獐鹿，西北青藏等地出产。一说祭黄羊可致富。
谢邦华 张纯武 于瑞华．鲁迅旧诗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7-10页这首诗作于1901年2月11日晚上，也就是旧历1900年庚子腊月二十三——旧俗所谓祭灶日之夜。
前两句诗一方面揭穿了军阀们靠“请吃饭”玩弄阴谋诡计；一方面提出用胶牙糖粘嘴的事来，也是对灶神的无情嘲弄。这里，首句列出两件祭物，次句却有着深刻的寓意。“典衣供瓣香”，联系上句，瓣香、胶牙糖以及“只鸡”，原来俱是“典衣”的结果。它即反映出当时人民的贫困窘境；也揭示出封建迷信（敬神）与贫穷之间的尖锐矛盾。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这两句诗，以极其形象的事物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农村破产，劳动人民家无隔宿之粮的惨淡情景。祭神，对被“神权”统治尚未觉醒的农民来说。是看成一件祸福攸关大事的；但是，典尽衣物，顶多也只能杀一只鸡，备一点胶牙糖，一些香烛，哪里还能买得起更贵重的黄羊。“岂独”二字，含意深沉，一方面表示在“家中无长物”的情况下，办不起黄羊来祭灶；另一方面也表示出不想靠祭灶来改变现状、也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意思。
这首诗虽简短，但却透视出当时中国农村破产、农民家徒四壁的一面生活侧影。通过庚子送灶这件看似极平常的事物，深刻地表现出封建迷信对劳动人民的危害，和作者对这一事物的鲜明态度。
全诗四句语言浅显通俗，一二句只鸡、胶牙糖、瓣香看似平列，因皆出之以“典衣”，不仅使这十个字结联成体，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且具有振起全诗的作用。三句是一直白，对上句是进一步的渲染和深化。第四句是整首的主脑，篇终见意，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看，这句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耐人寻索，韵味无穷。
此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可以看成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是“赋得体”中的绝唱。原上草或有所指，但喻意并无确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作为一种“韧劲”而有口皆碑，传诵千古。
诗的首句“离离原上草”，紧紧扣住题目“古原草”三字，并用叠字“离离”描写春草的茂盛。第二句“一岁一枯荣”，进而写出原上野草秋枯春荣，岁岁循环，生生不已的规律。
第三、四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写“枯”，一句写“荣”，是“枯荣”二字意思的发挥。不管烈火怎样无情地焚烧，只要春风一吹，又是遍地青青的野草，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第五、六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用“侵”和“接”刻画春草蔓延，绿野广阔的景象，“古道”“荒城”又点出友人即将经历的处所。最后两句“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点明送别的本意。用绵绵不尽的萋萋春草比喻充塞胸臆、弥漫原野的惜别之情，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无穷。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而刘句命意虽似，而韵味不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
这首诗中王韫秀用典贴切，展现了自己才女的史学功底，历来为后代文人赞赏。其中“知道浮云不久长”因为蕴含着哲理性被誉为名句。
开头一句“楚竹燕歌动画梁”，楚竹和燕歌，分别指代南北方的音乐，由此可见元载网罗了全国各地的佳丽。家中的美女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动一字，可见声音之大，绝非一个两个歌女在歌唱。画梁应该是指元载专门修建的芸辉堂，有金屋藏娇之意。“更阑重换舞衣裳”点明是在夜深时，元载还在观赏歌舞，早就沉醉于酒色之中，政务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接下来王韫秀笔锋一转，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公孙开阁招嘉客”一句中“公孙开阁”这个典故用的贴切自然，公孙宏，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为了收罗人才，就起客馆，开东阁以迎贤人，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是贤相。享年八十，死于丞相位。而他之后的几任丞相，由于作事乖戾，故多遭刑戮。王韫秀是想用这个典故告诉丈夫，富贵要想像公孙宏一样长久，要广纳人才，交友四方。“知道浮云不久长”这句是在前三句上得出的结果，结论更直白的来劝告元载，富贵如浮云一般，不可能长久，要早做打算，居安思危。
整首诗不仅体现了王韫秀的才女气质，更显示了她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洞悉人心的哲学思想，在表达上相对委婉，后世文人皆赞扬王韫秀能力在其丈夫元载之上。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