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
诗人对友人英姿勃发、舍身报国、不计名利的行为极为赞赏，又进一步饶有兴趣地设想友人戍守边疆一定会产生思乡之念，最后祈盼早日荡平虏寇，还边境以安宁。全诗充满爱国主义豪情。
“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诗的开头两句从友人登程的情景写起。首句写友人身着戎装，跨上战马，勾勒出即将出征的战士的英姿。诗人并不泛写戎装，而仅就佩刀提了一笔，既点明了此行性质，也使形象增添了英雄之气。次句对友人奔赴边关加以设想：“翩翩度陇头”，写他的轻快、矫健、急切。上下两句，一静一动，用两个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突出了友人赴边的英姿勃勃的形象。以上两句从外表写。以下两句则从内心写，直接揭示友人的思想境界：“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两句从正、反两方面来肯定友人的思想，从而把友人的行为提到爱国的高度。“小来”两字可见这种想法由来已久。从而给首二句提供出思想根据，其中既包含有诗人赞佩之情，称慕友人不但形象英姿飒爽，而且更有高尚、美好的心灵，同时也就反映了诗人立志报国的豪情壮志。这是更为诗人所钦敬的一点。
但是，有这种爱国情怀，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毫不留恋家园，恰恰相反，这种情怀是与对家国的深厚感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为保卫它而离开它，但当离开它的时候，往往对它产生深切的思念。诗人曾有过经年居留塞外的经历，在《安西馆中思长安》等诗中都曾表露过深沉的思乡之情。“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就是这种感情的集中写照。诗人没有去写友人在边疆怎样去从军苦战，却去设想他在万里边关对家乡是如何梦绕魂牵，这就写出了友人对家国的一往情深，而这种设想同时也就传达出诗人对友人的思念，充满关怀和爱护。这种情怀写得很深沉，很细腻，诗的情调到此而一转，但却并不低抑。
诗的最后两句是诗人的祝愿。“清黠虏”是友人赴安西的目的。诗人居漠北时，亲眼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战争不仅造成了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而且对战士本身也是一种荼毒。上句愿友人建功，下句愿友人早归，既表现出诗人与友人同样以国事为重，又表现出双方的情谊，以深厚的情意扣紧“送”字，为全诗作结。
全诗先写友人的英雄风采，再由表及里，从报国、思乡的角度讴歌了友人的美好心灵，最后告诫友人，尽快结束战争，最好是别“经秋”。因为唐朝戍边将领往往拥兵自重，养敌蓄功，常将本可早日结束的战争一拖经年，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所谓“兵闻拙速，未睹巧以久也”，可见诗人淳朴的观念中，还饱含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这首小词写逆旅中寒起，对景生情，流露出旋归故里时的无限欣慰和由衷愉悦。
文廷式在清末帝、后两党的斗争中，是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的，他支持光绪新政，多次上疏弹劾李鸿章等人，终于陷入了“群小侧目，中以蜚语，忧伤憔悴，自戕其生”(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的绝境。光绪二十二年(1896)，早已对文廷式恨之入骨的慈禧太后下诏，将廷式革职，并称“永不叙用”。这首令词当是文氏被解职归里时的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全无一丝沮丧和凄凉。一个志图报国却被剥夺了参予政事权利的人，能做到锐志不减、锋芒不藏，不计较个人荣辱，泰然处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在风波险恶的“畏路”之上，不自以为难，甘于淡泊清苦，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勇气，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就中见出文廷式坚韧不拔的济世报国之忱。畏路，亦作畏途，指险情丛生的路途。《庄子·达生》：“夫畏涂(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局势，实不亚于《庄子》中的描述。变法失败之后，文廷式曾逃亡日本，否则恐难免死于非命。绳床，即胡床，这里借指旅舍中床铺之狭窄。鸡鸣风雨，语出《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后世往往以风雨鸡鸣喻指险恶、严峻的社会环境。上片三句情由景生，格随情迁，慷慨苍劲之中见出作者心境人格。字少而意多，歌短而情长。
下片前两句，写眼前景物：秋气清凉，草木凋零，回首日前经过之渡口，被淡烟雾霭所遮蔽；江对岸青山渐暗，一片晚霞将落。衰草凄迷，着一“黄”字；残照山色，拈一“入”字，皆见作者炼字创意之匠心，其感受是独特的。秋草夕阳，又不禁使人联想起思归，因古人多以青山和夕阳以衬托归隐。如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秋思》)；还有明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秋草”句写回顾来路，渐行渐远，亦含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之意，“夕阳”句言举首前程，家山在望，流露出一种暂时解脱的藉慰和欢愉，其心境颇类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所描写的那样：“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所不同的是陶诗解脱得似更彻底，而文词则欲脱而不忍，心情十分复杂。尤其是最后的一句，原词作者自注谓“用山巨源语”，意蕴更是深奥。山巨源，即山涛，晋“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中说他“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住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此后不久，曹爽等人谋夺司马懿权，被诛，并灭三族。(详《三国志·魏志·曹真传》)山涛在大事变前已有预感，远身避祸，并劝其友石鉴不要厕身其间，即是所谓“无事马蹄间也”。文廷式在词中借用这个典故，暗点出自己为李鸿章等人构陷，不得已而乞假南归的心情，同时，尾句与首句相呼应，写出了当时政治局势之严酷。
小词虽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感而发，却又深含着普遍性的人生哲理，其中的坚韧精神和进取意识也足以使人感奋。朱孝臧评文词之“拔戟异军”、“兀傲故难双”，于此可见到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