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苏武书》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李陵。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按兵不动，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这封信的主旨是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解脱。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显然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武帝处置（诛陵全家）失当，所以，自己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自己居人篱下，确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故其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所以该文的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前81年（始元六年），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处，原为汉武帝所造。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环列。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是著名游览胜地。
第一首写他在曲江看花吃酒，布局出神入化，抒情感慨淋漓。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首联是说，落下一片花瓣让人感到春色已减。如今风把成千上万的花打落在地，怎不令人发愁？
在曲江看花吃酒，正遇良辰美景，可称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怀抱，一上来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他一没有写已经来到曲江，二没有写来到曲江时的节令，三没有写曲江周围花木繁饶，而只用“风飘万点”四字，就概括了这一切。“风飘万点”，不止是客观的写景，缀上“正愁人”三字，重点就落在见景生情，托物言志上了。“风飘万点”，这对于春风得意的人来说，会煞是好看，为何又“正愁人”呢？作者面对的是“风飘万点”，那“愁”却早已萌生于前此的“一片花飞”，因而用跌笔开头：“一片花飞减却春”！历尽漫长的严冬，好容易盼到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这春天，这花儿，不是值得人们珍惜的吗？然而“一片花飞”，又透露了春天消逝的消息。敏感的、特别珍惜春天的诗人又怎能不“愁”？“一片”，是指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因一瓣花儿被风吹落就感到春色已减，暗暗发愁，可如今，面对着的分明是“风飘万点”的严酷现实啊！因此“正愁人”三字，非但没有概念化的毛病，简直力透纸背。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颔联是说，且看将尽的落花从眼前飞过，也不再厌烦过多的酒入口。
“风飘万点”已成现实，那尚未被风飘走的花儿就更值得爱惜。然而那风还在吹，剩下的，又一片、一片的飘走眼看即将飘尽了！第三句就写这番情景：“且看欲尽花经眼。”“经眼”之花“欲尽”，只能“且看”。“且”是暂且、姑且之意。而当眼睁睁的看着枝头残花一片、一片的随风飘走，加入那“万点”的行列，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呢？于是来了第四句：“莫厌伤多酒入唇。”吃酒为了消愁。一片花飞已愁；风飘万点更愁；枝上残花继续飘落，即将告尽，愁上添愁。因而“酒”已“伤多”，却禁不住继续“入唇”啊！
只是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尽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然而作者何以要如此“反复层折”的写落花，以致魂消欲绝。究竟是仅仅感叹春光易逝，还是有慨于难于直陈的人事问题呢？
“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颈联是说，翡翠鸟在曲江上的楼堂上作巢，原来雄踞的石麒麟现今倒卧在地上。
第三联就写到了人事。有人说此联“奇想惊人”，细想却恰恰在人意之中。诗人的目光随着“风飘万点”在移动：落到江上，就看见原来住人的小堂却巢着翡翠——翡翠鸟筑起了窝，何等荒凉；落到苑边，就看见原来雄踞高冢之前的石雕墓饰麒麟倒卧在地，不胜寂寞。经过安史之乱，曲江往日的盛况远没有恢复；可是，好容易盼来的春天，眼看和万点落花在一起，就要被风葬送了！这并不是惊人的奇想，而是触景伤情。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尾联是说，仔细推究事物盛衰变化的道理，那就是应该及时行乐，何必让虚浮的荣誉束缚自身呢？
面对这残败景象又有什么办法呢？仍不外是“莫厌伤多酒入唇”，只不过换了一种漂亮的说法，就是“行乐”。难道“物理”就是这样吗？如果只能如此，无法改变，那就只须行乐，何必让浮荣绊住此身，失掉自由呢？
联系全篇来看，所谓行乐，不过是他自己所说的“沉饮聊自遣”，或李白所说的“举杯消愁愁更愁”而已，乐处又在哪里呢？
绊此身的浮荣何所指？指的就是“左拾遗”那个从八品以上的谏官。因为上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从此，为肃宗疏远。作为谏官，他的意见却不被采纳，还蕴含着招灾惹祸的危机。这首诗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了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写此诗到被贬，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就会对这首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
这是“联章诗”，上下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下一首，即紧承“何用浮荣绊此身”而来。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第二首开头四句是说，上朝回来，天天去典当春天穿的衣服，换得钱来每天到江头买酒喝，直到喝醉了才肯回来。到处欠着酒债，那是寻常小事，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古来也是少有的了。
前四句一气旋转，而又细针密线。时当暮春，长安天气，春衣才派上用场；即使穷到要典当衣服的程度，也应该先典冬衣。如今竟然典起春衣来，可见冬衣已经典光。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而且不是偶尔用典，而是“日日典”。这是更透过一层的写法。“日日典春衣”，读者准以为不是等米下锅，就是另有燃眉之急；然而读到第二句，才知道那不过是为了“每日江头尽醉归”，真有点出人意外。出人意外，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为什么要日日尽醉呢？
诗人还不肯回答读者的疑问，又逼进一层：“酒债寻常行处有”。“寻常行处”，包括了曲江，又不限于曲江。走到曲江，就在曲江尽醉；走到别的地方，就在别的地方尽醉。因而只靠典春衣买酒，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乎由买到赊，以致到处欠着酒债。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就是为了换得个醉醺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诗人终于作了回答：“人生七十古来稀。”意味人生能活多久，既然不得行其志，那就今日有酒今日醉吧！这事愤激之言。联系诗的全篇和杜甫的全人，是不难了解言外之意的。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第三联是说，但见蝴蝶在花丛深处穿梭往来，蜻蜓在水面上款款而飞，时不时点一下水。
第三联写江头景，在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名句。这一联体物有天然之妙，但不仅妙在体物，还妙在“缘情”。人生如此短促，大好春光，又即将消逝，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诗人正是满怀惜春之情观赏江头景物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是多么恬静、多么自由、多么美好的境界啊！可是这样自由、这样美好的境界，还能存在多久呢？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末联是说，传话给春光，让我与春光一起逗留吧，虽是暂时相赏，也不要违背啊！
“传语”犹言“寄语”，对象就是“风光”。这里的”风光“就是明媚的春光。诗人以情观物，物皆有情，因而传语风光说：”可爱的风光啊，你就同穿花的蛱蝶，点水的蜻蜓一起流转，让我欣赏吧，哪怕是暂时的；可别连这点心愿也违背了啊！“
《曲江二首》是因为仕途不得志而作，所以惜春、留春之情包含深广的社会内容，耐人寻味。
这两首诗总的特点，用我国传统的美学术语说，就是“含蓄”，就是有“神韵”。所谓“含蓄”，所谓“神韵”，就是留有余地。抒情、写景抒写的是最典型最有特征性的东西，从而使读者通过已抒之情和已写之景去玩味未抒之情，想象未写之景。
就抒情方面说，“何用浮荣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其“仕不得志”是依稀可见的。但如何不得志，为何不得志，却秘而不宣，只是通过描写暮春之景抒发惜春、留春之情；而惜春、留春的表现方式，也只是吃酒，只是赏花玩景，只是及时行乐。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日日江头尽醉归”，从“一片花飞”到“风飘万点”，已经目睹了、感受了春减、春暮的全过程，还“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真可谓乐此不疲了！然而仔细探索，就发现言外有意，味外有味，弦外有音，景外有景，情外有情，“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真正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这是一首著名的咏梅词。傲立霜雪，一枝独秀的梅花是历来文人墨客的吟诵对象，特别是宋代咏梅词更多，其中能尽得梅花神韵的上乘之作却并不多见。
李清照的这首《玉楼春》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写活了梅花，而且活画出赏梅者虽愁闷却仍禁不住要及时赏梅的矛盾心态。作者出手便不俗。首句以“红酥”比拟梅花花瓣的宛如红色凝脂，以“琼苞”形容梅花花苞的美好，都是抓住了梅花特征的准确用语，“肯放琼苞碎”者，是对“含苞欲放”的巧妙说法。
上片皆从此句生发。“探著南枝开遍未”，便是宛转说出梅花未尽开放。初唐时李峤《梅》诗云：“大庾敛寒光，南枝独早芳。”张方注：“大庚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如今对南枝之花还须问“开遍未”，则梅枝上多尚含苞，宛然可知。三、四两句“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用对偶句，仍写未放之花，“酝藉”、“包藏”，点明此意。而“几多香”、“无限意”，又将梅花盛开后所发的幽香、所呈的意态摄纳其中，精神饱满，亦可见词人的灵心慧思。
下片由咏梅转写赏梅之人。“道人”是作者的自称，意为学道之人。“憔悴”和“闷”、“愁”，讲李清照的外貌与内心情状，“春窗”和“阑干”交代客观环境，表明她当时困顿窗下，愁闷煞人，连阑干都懒得去倚。这是一幅名门闺妇的春愁图。
不写梅花的盛开，却由含苞直跳到将败，这是咏梅的奇笔，写赏梅却先道自己的憔悴和愁闷，这是赏梅之妙想。反映了她自己“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清平乐·年年雪里》）的心态。此词盖作于晚年流落江南之后反常写法恰好能传达出当时正常的心态。虽然心境不佳，但梅花还是要赏的，所以“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休”字这里是语助词，含罢、了的意思。这是作者心中的话：想要来饮酒赏梅的话便来罢，等到明天说不定要起风了呢！此句隐含着莫错过大好时机且举杯遣怀的意味。
易安词是咏物抒情诗中的上品，这首咏梅诗尽得梅花之诗，也尽似词人之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诗描写春夜山中赏月的乐趣，诗人描绘了一幅清幽淡远的春山夜月图，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纵情山水的畅快心情。开篇两句交代了全篇诗情产生的由头，写出了“多胜事”是“赏玩忘归”之因。接下来的六句是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具体描述。全诗风格清淡闲雅，描摹物态历历如绘，极富神韵，尤其是颔联两句，物我交融，神完气足，意境鲜明，妙趣横生，历来脍炙人口。
诗的开头二句点出：春天的山中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自己游春只顾迷恋玩赏，天黑了，竟然忘了归去。这两句，提纲挈领，统率全篇。以下六句，具体展开对“胜事”与“赏玩忘归”的描述。一、二句之间，有因果关系，“多胜事”是“赏玩忘归”的原因。而“胜事”又是全诗发脉的地方。从通篇着眼，如果不能在接着展开的三、四句中将“胜事”写得使人心向往之，那么，其余写“赏玩忘归”的笔墨，势将成为架空之论。
在这吃紧处，诗人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写道：“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此处描写堪称恰到好处：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掬水”句承第二句的“夜”，“弄花”句承首句的“春”，笔笔紧扣，自然圆到。一、二句波纹初起，至这两句形成高潮，以下写赏玩忘归的五、六两句便是从这里荡开去的波纹。
第二，这两句写山中胜事，物我交融，神完气足，人情物态，两面俱到。既见出水清夜静与月白花香，又从“掬水”“弄花”的动作中显出诗人的童心不灭与逸兴悠长。所写“胜事”虽然只有两件，却足以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第三，“掬水”句写泉水清澄明澈照见月影，将明月与泉水合而为一；“弄花”句写山花馥郁之气溢满衣衫，将花香衣香浑为一体。艺术形象虚实结合，字句安排上下对举，使人倍觉意境鲜明，妙趣横生。第四，精于炼字。“掬”字，“弄”字，既写景又写人，既写照又传神，确是神来之笔。
诗人完全沉醉在山中月下的美景之中了。唯兴所适，根本不去计算路程的远近。而当要离开时，对眼前的一花一草不能不怀依依惜别的深情。这就是诗人在写出“胜事”的基础上，接着铺写的“兴来水远近，欲去惜芳菲”二句的诗意。这两句写赏玩忘归，“欲去”二字又为折入末两句南望楼台埋下伏笔。
正当诗人在欲去未去之际，夜风送来了钟声。他翘首南望，只见远方的楼台隐现在一处青翠山色的深处。末两句从近处转向远方，以声音引出画面。展示的虽是远景，但仍然将春山月下特有的情景，用爱怜的笔触轮廓分明地勾勒了出来，并与一、二、三句点题的“春山”、“夜”、“月”正好遥相呼应。
三、四两句是全诗精神所在的地方。这两句在篇中，如石韫玉，似水怀珠，照亮四围。全诗既精雕细琢，又出语天成，自具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