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通篇写景，又抒发了词人对尘世生活的眷恋之情。十里青山，数声鸟啼，残月白露，清风晓霞，有声有色地表现了江南的夏季景色。词中上、下片的结句，委婉含蓄地提到人，而且引起对往事的回忆。全词清新雅洁，优美柔和，饶有意味。

　　仲殊，名挥，姓张。安州人，曾举进士。据说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放荡不羁，因此妻子对他甚为不满，曾在食物里下了毒，他得救不死。从此，他心灰意冷，弃家为僧，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然仲殊虽出家为僧，却不甚遵守佛门清规，虽不吃肉，却嗜蜜、酒如命，每食必饮酒食蜜。这首词便是他出家为僧后所作，从这首词作中读者仍能看出一个早年放荡不羁而半路出家的和尚的自我写照。

　　上片着重从空间方面着笔，首二句便直接铺叙景物，展示出一幅“青山隐隐水迢迢”的画境。

　　“十里青山远”是远望所得之景。“十里青山”本已含“远”，而这里更著一个“远”字，不仅点出“行人更在春山外”的意境，而且透露出词人不知归期的惆怅寂冷心态。“潮平路带沙”是近看所得之景。词人的视线由“十里青山”的远景观赏收回到眼前之景，由赋山转向摹水，点出行人的具体环境。第三句由写所见过渡到所闻。远处一带青山，偶尔可以听见“数声啼鸟”，这对欢乐人来说，便是青山绿水、美景如画；莺歌燕舞，良辰美景的赏心乐事，但对感触特多，凡心未尽的词人来说，却似乎觉得啼鸟在怨年光的易逝，青春易老了。这便是词人的心理情感移入到鸟啼声所引起的移情联想。由鸟的啼怨，词人不期而然地涌起又是“凄凉时候”，又是“远在天涯”的感叹了。这是词人长期的漂泊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厌倦情绪的反映。

　　下片主要从时间方面落笔。

　　“白露”既指秋凉的夜露，又表明了节候。“清风”句紧承前句强调白昼的结束。这两句紧承“啼鸟怨年华”的命意，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时间推移的进程。“绿杨”句承前写景。杨柳堤岸，浓荫密处，微风过后，荷香飘拂，那荷花又大又丽，正撩人情思。

　　站在荷塘边，词人突然想起来了，原来有一年，也是这个时候，他到过此地，在附近的酒家买酒喝，并乘着酒意还来观赏过荷花。他禁不住又是感叹又是喜悦，于是向着塘里的荷花问道：“荷花啊，你还记得那年买酒喝的那个醉汉么？”这一问颇含韵致，荷花在佛教徒的心目中，本是最圣洁的东西，所以释迦佛像都是坐在莲花上的。而如今词人虽为和尚，看到莲花想起的却是它那世俗的美艳，并将荷花与自己醉中赏花的事紧紧联系起来，这就表明了词人虽名为和尚的真实心态。这里词人由眼前景而追忆往昔事，仍是从时间方面来写，照应上片“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全词从时空两方面构思，写景抒情，情寓于景，意象清悠，意境清晰。词作设色明艳，对比和谐，色彩艳丽，美感很强。

　　少年是人生最浪漫的时期，即使像王国维这样严肃的学者也不例外。垂杨小院，对酒当歌，美人流盼，目成心许。

　　酒罢歌阑疏灯送客，垂杨门外扶醉上马。帽檐不正，似乎是有此醉态，但实际这用了一个典故。南北朝时北周大司马独孤信是个美男子，一次日暮打猎归来，帽子不正，第二天城里就有许多人故意斜戴帽子来模仿他。而王国维这里这个“上马帽檐斜”，倘结合下片的“酒醒”来看，他不但写才子风度，也写才子醉态。

　　“紫陌”即刘禹锡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那本应是繁花盛开非常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是秋日的“霜浓”。这首词上片前三句写的是少年的风流和浪漫，后三句写归途景色的寂静和凄冷，“紫陌霜浓”正好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青松月冷”，再次强调时间已是夜里。“青”是冷色，月是冷光，青松沐浴在月光之下，且是在秋夜之中，就使人产生一种寒冷的感觉。王国维喜欢写这种酒散之后归途的寒冷之感。“炬火散林鸦”套用杜甫的诗句，表面上写刹那间的动，其实却反衬出整个归途的静。这三句写归侨夜景，写得声、光、色兼备，而且静中有动，景中有情，这是它的好处。

　　下片写的是回到住处睡醒一觉之后那种特别清醒的感觉。“酒醒起看西窗上，翠竹影交加”其实是写月光，因为月光明亮才会把竹影映到窗上。正是这样境界中，就使得这个风流潇洒而又暗怀寂寞孤独的少年产生了对现状的不满足。“跌宕歌辞”和“纵横书卷”是内容放纵、音调美妙的歌词作品，是书案上堆积的书卷，同时也就是胸中的书卷。提笔就写出才气横溢的歌词，胸中藏有无数的书卷，这样的天赋才气和这样潇洒度日正是一个文人最理想的生活。

　　杭州西湖外的葛岭、宝石山，统称北山，是杭州一大景区。杨载在四十岁以前，常居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篇，本诗就是其中被选家注目的一篇。

　　杨载作诗，锻字炼句，是很下功夫的； 这首七律，在格局上并无特异之处，可观的全在于措辞的刻意求新，不肯从俗从熟。首联第一句“愁耳偏工著雨声”，把老是听闻忧愁之声的双耳称为“愁耳”，已经很精炼了；把爱听称为“偏工”，更觉生动，显得这“愁耳”很有性格，于听雨这事格外精工，超乎其他功能（偏，出乎寻常之意）。但是这二者还都不及一个“著”字更见诗人的功夫——既然“愁耳”“偏工”于听雨，那么它听起来也不同往常，是紧紧地附（著，附着）在雨声边；这雨声，也仿佛不是落在窗前户外，而是擦耳而过！这是贯注了多少劲力才炼出的一字啊！没有这一字，便不足以匹配前四字；而诗人写下四字在前，就势必要求有一更奇之字紧随在后：看来，诗人是处处在为自己出难题，而时时为解出难题而自得。

　　“好怀”，指对美好事物的怀思、眷恋。诗人素爱美景，时常惦记着不要误了游览的时机、辜负了大好山色空自寂寞；现在想到雨中北山定别有情趣，自然更不能不一往了。于是，首联虽然只写到“常恐负山行”，但诗人的闻雨上山，已包含在内，诗的颔联，也就能直接写山景了。“未辞花事骎骎盛，正喜湖山淡淡晴。”“未辞花事”就是“花事未辞”，因对仗的关系作了倒装。暮春三月，正是杭州最艳丽的时节，因此，虽然有蒙蒙细雨，也不能令千树桃花万枝柳起推辞为春天作妆点的念头，花枝们仍然在迅速地走向繁盛（骎骎，原意是马的疾行，引申为迅速）。有这许多护春使者在争奇吐艳，西湖上自然是晴山灿烂，即使是在雨中，从北山上鸟瞰下去，这晴山也不过淡了一点而已。这二句里无一“雨”字，却句句都与雨有关，写出的恰切不过的雨中北山之景，笔法真可算“空灵”了。“未辞”和“正喜”，看似闲笔，其实正起着活跃诗句的作用；前者使百花也具有像“愁耳偏工”一样的、不肯推辞走向繁盛的独特性格；后者则道出了诗人的性格。既是具有“愁耳”的人，过分的艳丽自然不谐他的心情，淡淡的晴山才正合他的口味。总起看来，这二句可算本诗中可摘的佳句了。

　　颈联中的“幽栖吾欲”，也是“吾欲幽栖”，因对仗的原因而作了倒装，游程过半，诗人疲倦了，但在山寺中休憩，也不肯放过访僧问道的机会；幽静的丛林令人爽心愉快，他也起了栖居之念，不肯回归喧闹的城市。这二句，字眼倒没什么突出，但排列得相当紧凑。另外，每句都有一个转折，对仗时非但字面工整，且把转折的意思也两两相对住了、“客”、“吾”二字万可见到，故用“客”字；“欲厌”是心理活动，非“吾”不能道之。这些小巧之处，也体现着诗人的功力和苦心。

　　尾联中，一个“盘”字又很耀眼。此时诗人大概走到了北山的另一侧，田野的庄稼果树给雨洗得葱绿，预示着一个收获季节又来到了，也令诗人想起去年离家时，家乡也正是这个情景，一年过去了，自己的收获季节在何时呢？这些，都是常见的景象，常有的感慨，就像湖上的晴山一样是“淡淡”的。但有了一个“盘”字，诗句就顿时活跃，夹在大片桑林麦田中的樱桃树和春笋，从北山上望下去，它们婉若游龙、盘错迂曲，非但显得自身的生动，也消除了桑麦大块的单调。这句仍是俯看之景，因此，全诗都牢牢地罩在“游西湖北山”的题目里。

　　西湖是天下奇观，但这首诗里，我们感到的“奇”，不在奇景，却在奇笔。写奇景恐怕不免与前人撞车，这是后起的诗人最抱憾的事；但若能振起奇笔，还是能证明自己无愧于“诗人”称号的。看来，杨载非但是用功的诗人，也是有志气的诗人，就算是在矗满着名家之笔的西湖上，他也有胆量插上自己的独特的一笔。

　　这首诗描写的是除夕时诗人在长安客舍与众人赌博的场景，表现了诗人年轻时的豪放气概。 全诗描写生动，语言豪壮，洋溢着粗犷豪迈的浪漫气息。

　　第一联是开篇语。除夕之夜，想找乐子。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不能辜负这美好的夜晚。要是不怕亵读“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

　　第二联切入正题。守岁无事可做，参与赌博。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大赌而特赌。根据诗中所描述的情况，杜甫他们玩的是一种叫“樗蒲”的赌博。

　　第三联描写赌场情景。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或许是聚赌的人中最来劲儿的一个。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杜甫掷不成枭卢，最后一局他大概是赌输了。

　　第四联自解赌博行为。杜甫赌输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了一通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即失意的英雄也会找乐子遣兴。第五联结尾。作者借前人进一步自我开脱：“《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蒱（即樗蒲）一掷百万’吗？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杜甫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