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描写古城周围的一片萧条景色，中间两联写登临远近所见，最后一联写诗人的归思乡情难遣。全诗采用白描手法，虚实结合，写景工致。这首诗抒发了诗人的怀乡念家之情。
诗的首联刻画了古城周围的一片萧条景色。“平芜古堞暮萧条，归思凭高黯未消。”扬州地处平原，郊野一望无际，深秋季节，草木凋零，给人以荒芜的感觉。这里的堞代指整个城墙。在广漠的荒原之中，古老的城墙孤零零地矗立着，加上夜幕悄悄降临，这一切都显出一种冷落萧索的气氛。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出诗人的“归思”。作客异地，登临凭眺，本来就容易激发乡情，何况眼前呈现的又是这样凄清的景物，令人黯然销魂。开篇这一联给全诗定下基调。
中间两联写登临所见，一远一近。“京口寒烟鸦外灭，历阳秋色雁边遥。”镇江在扬州的对岸，隔江相望，而历阳距离更远。从扬州城上眺望出去，京口一代的袅娜炊烟尚明灭可睹，而历阳那边的风物更加遥不可辨，只剩下一抹秋色。这一联都是写的远景，其中仍有稍近或更远之分，用“鸦外”和“雁边”暗示区别，写得很有层次。在这之后，诗人的目光收回来，注视于近处的江面。深秋的江水色调清冷，片片落叶坠入水中，溅起水珠，有如雨点。由于天色渐晚，江面水口风力增大，预示着涨潮的时刻就要到来。这一联写景中结合人的感受，体物工细入微，常为后人称引。而“清江木落”、“暗浦风多的境界”的境界，跟上一联的几缕青烟、一抹秋色，远近相映，浓淡互衬，合组成一幅江天惨淡的水墨图，更进一步烘托了诗人的愁思。
尾联诗人写归思乡情。“惆怅此时频极目，江南江北路遥遥。”诗人此时频频极目远望，故乡遥隔千山万水，渺不可见，只有慢慢长道，贯通江南江北，向着天边延伸而去。面对此情此景，又怎能不叫人感慨万端，惆怅不已。篇末明点“惆怅”，妙在不说破惆怅的根由，把一片乡情隐没于“江南江北路迢迢”的画面中，就显得含蓄而有余味。
此诗是和答乡里亲朋之作，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从思想感情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以诗中不必再叙交谊，而交谊即在其中。通篇采用白描手法写景抒情，不炫弄才学，不雕琢文词，有别于一般的宋人诗作，可以看出诗人倾心于唐诗的趣尚。而已经衰飒，作风清迥刻削，仍缺少盛唐诗歌的浑厚气象。
上阙写废寺之外景，荒凉冷寂，繁华消歇。“败叶填溪水已冰”，秋天的树叶凋零了，遂成“败叶”，而萧瑟的秋风又将这些枯叶吹到溪水里。“填”字说明败叶之多，给人一种沉重压抑之感。“水已冰”说明时令已值深秋冬。“夕阳犹照短长亭”说的是荒秋暮景。黄昏时分，夕阳斜照长亭短亭，而行人已经杳无踪迹。此句表面上说的是亭，实际上是人，因为长亭也好，短亭也罢，在古代皆含送别之意。此句勾勒的残阳落照、野亭萧然的暮景与前句“败叶填溪水已冰”的意境十分相合，遂为全词定下凄凉的基调。有了背景的铺垫后，作者开始切入“废寺”主题。“何年废寺失题名”，古人游览庙宇时常题名以资纪念，这些题名经年遭受风吹雨打，最终模糊难辨，以至作者想要追问这究竟是哪一年的寺庙。这一句是正面渲染废庙的冷落苍凉。
下片写废寺内景，残破不堪，香火断绝。“倚马客长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此二句谓到此寺中之人已非往日的善男信女，而是前来闲游的过客，或是贵族豪门的公子哥们。其中“斗鸡人拨佛前灯”一句用了唐朝贾昌的典事。唐玄宗好斗鸡，在两宫之间设立斗鸡坊。贾昌七岁，通晓鸟语，驯鸡如神，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长，每天赏赐金帛。贾昌父亲死，玄宗赐他葬器。天下人称其“神鸡童”。贾昌被玄宗恩宠四十年。天宝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奔蜀，贾昌换了姓名，依傍于佛寺。其家被乱兵劫掠，一物无存。大历年间，贾昌依存于寺僧，读佛经，渐通文字，了解经义。日食粥一杯，卧草席。作者用贾昌的故事显然是说寺庙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风雨流年中饱经盛衰兴亡、荣辱浮沉，最终繁华不再，一切归于荒凉冷落。结尾“净消尘土礼金经”，更是精警妙出，充分体现了纳兰词“君本春人而多秋思”（梁佩兰评性德语）的凄凉哀婉之风。此句谓，那些长碑者也好，斗鸡人也罢，以及过去来到这里的贵宦雅宾、文人墨客，虽然贤愚有所不同，然而在这劳劳尘世，终同归一梦。这分明是“人生如梦”的感喟了，但是再也没有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的豪放与洒脱，有的仅是对“悲欢离合终成空”的无限悲凉的感怀。
全词语调低沉，含蕴良多，耐人寻味，透露了纳兰内心深处不胜苍凉的悲感。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