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两句,词人追忆起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的繁华景象,同时也指出了北宋曾经坐拥万里山河,现在却都成了陈迹。 “曾”字,点明了这一切繁华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如今词人已经是亡国之君,沦为敌人的阶下之囚。后面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三句,词人将昔日汴京的繁华之景具体化了。 “琼林玉殿”极力表现帝王之家的奢华, “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极力展现帝王生活的放纵无度。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两句,词人写昔日万花丛生的汴京城,如今已是人去城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尽管自己现在置身于尘沙漫天的茫茫大漠,但那汴京城的繁华却经常在自己的梦中萦绕不去。 “花城”二字,形象地表现了汴京城昔日的繁花似锦, “春梦”寄托着词人在被俘之后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之情。结拍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三句,写的是词人梦醒之后的情思,说他听到羌笛阵阵,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漠北,已经陷于囹圄,国家已亡,山河破碎,无处为家,怎么忍受得了吹奏《梅花落》的乐声所带来的痛苦。
词的上片追忆亡国前汴京城的繁华,通过对昔日汴京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词的下片虚实结合,写词人被俘之后的愁苦,将词人心中的思国之愁和亡国之痛表现得韵味悠长。全词忆昔伤今,言辞简练但余味悠长,将复杂的感情梳理得具体,将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和思国之愁表现得真实可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回忆汴京往昔的繁华,万里山河都属于帝王之家。奢华的宫殿园林,弦管笙琶的声音日夜不断。
花城早已是空寂无人、萧索冷落,虽然身处黄沙漫天的胡地,那繁华如春的汴京仍然时常萦绕在梦中。家乡在何处,怎么忍心听到那羌笛吹奏凄凉彻骨的《梅花落》。
注释
玉京:北宋的都城汴(biàn)京。
琼林玉殿:指赵佶宠臣蔡京、朱腼等搜刮财货、竭尽民力兴建而成的宫殿。
笙:簧管乐器,管为竹制,长短不一,有13至19根不等。
琶:指琵琶。
花城:指靖康之变以前的汴京。
家山:故乡。
梅花:在此指《梅花落》的乐声。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两句,词人追忆起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的繁华景象,同时也指出了北宋曾经坐拥万里山河,现在却都成了陈迹。 “曾”字,点明了这一切繁华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如今词人已经是亡国之君,沦为敌人的阶下之囚。后面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三句,词人将昔日汴京的繁华之景具体化了。 “琼林玉殿”极力表现帝王之家的奢华, “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极力展现帝王生活的放纵无度。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两句,词人写昔日万花丛生的汴京城,如今已是人去城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尽管自己现在置身于尘沙漫天的茫茫大漠,但那汴京城的繁华却经常在自己的梦中萦绕不去。 “花城”二字,形象地表现了汴京城昔日的繁花似锦, “春梦”寄托着词人在被俘之后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之情。结拍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三句,写的是词人梦醒之后的情思,说他听到羌笛阵阵,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漠北,已经陷于囹圄,国家已亡,山河破碎,无处为家,怎么忍受得了吹奏《梅花落》的乐声所带来的痛苦。
词的上片追忆亡国前汴京城的繁华,通过对昔日汴京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词的下片虚实结合,写词人被俘之后的愁苦,将词人心中的思国之愁和亡国之痛表现得韵味悠长。全词忆昔伤今,言辞简练但余味悠长,将复杂的感情梳理得具体,将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和思国之愁表现得真实可感。
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俘虏了词人与其子,这首词即是词人为了表达亡国之痛而写下的。
这是一首别具情趣的写景小诗。小路上花团锦簇,长满花朵的枝条被压得低垂下来,花瓣之上是流连忘返的彩蝶,它们围绕着花枝翩翩起舞。从这里,我们嗅到了浓郁的花香。花旁的小路上,有清脆啼鸣的黄莺,它们活泼自在的神态,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诗人用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全诗语言充满了口语化色彩。读起来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而诗人在春天所感受到的由衷的快乐跃然纸上。
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
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
“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
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啭。恰恰为象声词,形容娇莺的叫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听觉形象。时时、恰恰为叠字,既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又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惟妙惟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