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周邦彦是钱塘人,钱塘的软糯甜美在他的词里面好像手工的豆沙汤圆，妥帖细腻——读入是朗朗 上口的浑然天成,探究起入又全都是工巧。这首《蓦山溪》讲一次春日郊游,读起入真的让人如同春风拂面,不饮而醉。
细究起入,大概因为词牌押了仄尾,在“避”“倚”“里”的韵脚上，单韵母且齐口韵读起入气息绵密,扁平,在听觉上就好像丝绒的皱,水上的痕,绵绵荡远。
上片描写黄昏里的船行。他说泛舟，你却不觉得水花四溅,好像每一棹都是温柔的。水藻和菱角“紫”绕着船尾,晚入的潮水,不急不缓仪态万千，“迤逦”没过沙滩，而远处的山也如美人一.般随意地摆了一个“倚”的姿势。
所有的动词都经过仔细考量,烘托出一种似有似无的缠绵。“云渐起，鸟度屏风里”一句是转一景由远而近,情由实而虚。如同我们看电视的片头曲,空镜头摇过山水，而后由窗子里框人寻常百姓家。
整个上片是周邦彦式的对于章法结构的推敲,看上片，像是走在曲院风荷,移步换景,却又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上片与下片之间,用“鸟度屏风”一句虚实交替,由自然的天地之美,转向人文的江南。
下片写情,重用典,却因为融典故于情境之中,并不显得掉书袋。下片几乎可以说是无-字不用典,却因为精巧的安排,脱胎换骨,成为自己的博雅之句。
说江南的风流，自然少不了音乐,在周邦彦的这首词里,周瑜不再是火烧赤壁的将领，而是“曲有误,周郎顾”的音乐家，黄帽青鞋,如同一般文人士子的打扮,持双桨泛舟夕阳，是十分的风流。
有趣的是,周邦彦也可被称作“周郎”,他也曾经自比周郎--在《六幺令》里,周邦彦就写道“惆怅周郎已老,莫唱当时曲”。所以“周郎”一句,周邦彦一语双关，既用周瑜的典,也在照应自己这次的出游。“玉箫金管”出自李白的“木兰之世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在这里却是反用一-- -边是华丽的乐器，美艳的女子，一-边却是黄帽青鞋的朴素诗人，而隔开华美世俗与清淡自我的是诗人的人生追求——“烟雾底,独爱莼羹美”。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作，作者送别的对象是与自己同榜中进士的友人徐云屋。该词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词，除抒写离愁别绪以外，还将当时的世事与境遇融入其中，因而内容更为深广。
上片写自己客中送客的愁思。“怎知他、春归何处”为首句，点明饯别时在暮春，同时渲染出的春光不再的惜春惆怅之感，为抒写离情作铺垫。此句与作者的名作《兰陵王·丙子送春》开端“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一句相类。“相逢”句言饯别，而“相逢”两字，暗示两人同在客地邂逅，然而不久又要离去，不妨金樽流转，以遣离愁。“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两句入回忆。刘辰翁于理宗景定三年至临安赴进士试，因以结识同年徐云屋，当时正值而立之年，与今相较，可谓“少年”。“天涯恨”即是飘泊他乡之恨。自初识“西湖烟柳”至今，不觉已过多年，不料仍是飘泊天涯，仍逢西湖烟柳，故云天涯恨“长结”于“西湖烟柳”之上。两句关合双方前后情事，由一“长”字表时间跨度又转回目前。“休回首”三字，文情顿挫，令人嗟叹不已。二人共谓不要去观看那迷朦的烟柳，摆脱掉盘郁于怀的天涯沦落之感；接下又谓但又不能不看细雨迷迷中的断桥，憔悴之人却又旧地重归。“憔悴”反衬上文“少年”，昔日的“少年”而今已至于“憔悴”，补足“天涯恨”之深。“东风”四句，用刘禹锡诗语。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下片写依依送客之情，同时又兼及自己。“君且住”两句，表明挽留惜别之意。“剪韭”，源出杜诗，写卫八处士用乡间家常饭菜招待杜甫，这里写刘辰翁没有珍馐以待客，但茶饭虽粗劣，但两人的关系却更显亲密。杜甫此诗主要抒发“别易会难”之慨，自然能引发起刘辰翁此时的共鸣同感。“前宵”三句，是追叙昨晚宴别的情景：豪饮放歌，酒湿春衫，狂放，慷慨中得见与友人情谊之深厚。既刻画出两人性格的豪放，又表现出心情的悲苦。言昨晚同一时间已曾饯别，今朝依旧痛饮，足见两人友谊的深厚。“空眉皱”三句又转到今日酒宴：筵席上两人都已生白发，徒然浩叹伤怀。空，是说明知叹息无济于事仍不由得叹息年华的易逝。“白发”承前“少年”和“憔悴”，但一为反衬，一为正衬，如此笔法在于强调主客双方都已年华不再，而都又事业不成，让人扼腕浩叹。“临分”四句，写宴散作别。这句说握手作别而又恋恋不舍，又道情谊之重。“论文”、“顾曲”用两个典故。“论文”，这几句一方面写临别时的感叹，重逢何期，道出分别的珍重；另一方面又补写宴会的内容，论文、听曲，出生本色尽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叹”字以下是一个领字句，十三个字都是“叹”的内容。用这样长句煞尾，气脉通贯，情感上感慨不已，思绪起伏。
此词写别情，但并不仅仅停留在抒写友情之深，而是融注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感慨：飘泊异乡的“天涯恨”，又有功业无成、年华易逝，感伤。凡此种种怎能不让人慨叹哀愁。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说：“须溪（刘辰翁）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遒劲有力的风格和曲折顿挫的笔势与丰富复杂的内容融铸一体，相得益彰，此词即是一例。此外，善用典故也是此词的一个特点，这又与辛弃疾词风格相近。
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