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主要写十一月四日的大雨和诗人之处境。前两句以夸张之法写大雨瓢泼，其声响之巨，描绘出黑天大风大雨之境，很是生动，波涛汹涌之声正与作者渴望为国出力、光复中原之心相印。后两句转写近处，描写其所处之境，写出作者因天冷而不思出门，其妙处是把作者的主观之感和猫结合一起写。
第二首诗以“痴情化梦”的手法，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收复国土、报效祖国的壮志和那种“年既老而不衰”的矢志不渝精神，向读者展示了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
诗的开头两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低卧，直挺挺地躺着，意思是说年老力衰，作者当时已68岁。孤村，荒僻的小村，指作者的故乡山阴。戍，是守卫的意思。轮台，是汉代西域地名，在今新疆轮台县，这里是借指宋朝北方边防据点。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躺在这荒僻的小村庄里，但是我并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哀伤，我还想着为国家去守卫北方边疆。“僵卧孤村不自哀”叙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尚思为国戍轮台”是对“不自哀”这种精神状态的解释，前后照应，形成对比。
“僵、卧、孤、村”四字写出了作者此时凄凉的境遇。“僵”字写年迈，写肌骨衰老，“卧”字写多病，写常在床蓐；“孤”字写生活孤苦，不仅居处偏僻，而且思想苦闷，没有知音；“村”写诗人贫困村居，过着荒村野老的凄苦生活。四字写出了作者罢官回乡后处境寂寞、窘迫、冷落的生活现状。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让人十分同情。但接下去“不自哀”三字情绪急转，又现出一种乐观豪放之气。诗人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感到悲哀，贫病凄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悲哀之处；诗人自己尚且“不自哀”，当然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他需要理解，理解他终生不渝的统一之志，理解他为这个壮志奋斗的一生，理解他的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就是“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精神状态。
这两句诗是诗人灵魂和人格的最好说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自有“肉食者谋之”，诗人不必多此一举。另外，诗人正是因为“喜论恢复”、热心抗敌才屡屡受打击，最后才罢官闲居的。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他一生问心无愧，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今后国运如何他可以毫不负责。其次，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作为年迈多病的老人也已不能承担报国杀敌的义务了。作为一个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的七旬老人仍有“为国戍轮台”的壮志，这就让人肃然起敬慷慨扼腕。相比之下，那些屈辱投降的达官贵人和苟且偷生的人，他们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却无心复国，显得渺小和可鄙。
“夜阑卧听风吹雨”紧承上两句。因“思”而夜阑不能成眠，不能眠就更真切地感知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声，由自然界的风雨又想到国家的风雨飘摇，由国家的风雨飘摇自然又会联想到战争的风云、壮年的军旅生活。这样听着、想着，辗转反侧，幻化出特殊的梦境——“铁马冰河”，而且“入梦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可悲：诗人有心报国却遭排斥而无法杀敌，一腔御敌之情只能形诸梦境。“铁马冰河入梦来”正是诗人日夜所思的结果，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英雄气概。这也是一代志士仁人的心声，是南宋时代的民族正气。
此诗有托古讽今之意，名托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求仙、穷兵黩武，实讽唐玄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全诗可分为三部分。
首二短句为第一段，点明登高山望远海。登高临海，极目远眺，诗人心潮澎湃，但他并没有写沧海扬波，洪涛排空的景象，而去写与大海、高山相关联的神话传说。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写望中想到传说中的神仙境界并不存在，神话传说也为虚妄。六鳌成枯骨，三山已经是过眼云烟。扶桑摧折，太阳的光彩已沉没殆尽。“银台金阙”犹如梦中烟云，秦皇汉武寻求的长生药亦如幻影。精卫填海，徒劳无功；鼋鼍为梁，不足为凭。
末六句为第三段。写望中想到秦始皇、汉武帝穷兵黩武，妄想长生，终归一死。这一段为全诗之主旨所在。秦始皇骊山构陵，汉武帝茂陵筑墓，均已倾废荒芜。到而今，当年的英豪雄强早已灰飞烟灭，风光不再，只有听凭牧羊子赶着羊群来登临践踏。他们的魂灵守不住他们的墓冢，他们的余威阻止不了盗墓者贪婪的掘夺。昔日穷兵黩武，威加四方，何等霸气。如今仍落得个如此下场，要想乘飞龙而成仙，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历史就是无情的，自然也是残酷的。那些想超越自然法则的“野心家”们，终究如凡夫俗子一样，化作灰，堕为尘，成为深埋土堆里的一把枯骨，与庶民百姓没有两样。而他们那些愚妄的做法，最终成为后人的笑柄。诗意还不仅限于此。怀古仅仅是引领诗兴，由之写来，直奔主题。唐玄宗，溺于佛道，好神仙，求长生，比起秦皇汉武来，犹过之而无不及；其穷兵黩武之举，荒淫误国之行，与之相比，并无二致。借古鉴今，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才是这首诗真正的主旨。
这首诗主要不是怀古之作，而是感时之作。登高山，望远海，面对着绝好的写诗环境，绝好的诗歌材料，诗人却遥遥想起了历史上两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求仙的荒诞，予以严厉抨击。这是对此类皇帝的讽刺和批判，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暗示。感时伤世，抨今讽今，说明诗人虽落泊漂零，仍然心系朝廷，心系国运。
此诗典故密集，一个典故代表一种意象。这些意象的有序排列，组成了全诗的思维结构。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