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描写小溪的环境清幽秀美;第二层感叹小溪不为人所赏识,作者修葺之后将其命名为“右溪”。这篇散文着重描写了右溪的自然风光,记叙了对它整修的过程。行文流畅简洁,文笔隽永淡雅,风格纯真自然,状物记事,层次分明,仅用一百余字,便把右溪的自然情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章感慨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城边一条无名小溪,这里石奇泉清、草木葱郁,环境优美异常,但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无人赏爱而芜秽冷落,作者借此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身世愤忿,以及因坎坷遭遇而爱惜才用的情怀。
从开头至“垂阴相荫”是第一部分,描叙小溪的地理位置和周围景色。文章开头交代小溪的地理位置,语气冷静,笔调平实;接着细致地描绘小溪周围的“怪石”“佳木”“异竹”等景色,赞誉之情包含其中,令读者不胜向往,文气渐起;正当作者设想这条清秀的溪流若在山野,便可给隐逸之士带来愉悦;若在闹市,就能成为游览胜地时。
从“此溪若在山野”到“为之怅然”是第二部分,感叹小溪的位不适宜与受人冷落,以及小溪的疏整经过和命名由来。“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小溪的不为人知另作者“为之怅然”。然而,作者接着又记叙“疏凿芜秽”“植松与桂,兼之香草”的整治过程,小溪从此将告别寂寞凄清的境遇,成为名胜之地,令人为之一振。文章短短百余字,却写得一波三折、纡徐委曲,使其具有抑扬顿挫之美,而避免了直叙的平淡无味。
《右溪记》一文的写景部分,尽管着墨无多,但作者抓住景物的基本特征,既有具体描绘,又传示空间布局整体性的和谐,从而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意境。整个环境以小溪为中心物象,兼以岸石、竹木,三者各具风姿、自成一趣。作者写石,不写其排列的错落有致,却突出其形状的“欹嵌盘曲”,以其怪异造成幽峭感,以其不整齐与相抵的流水互为映衬,化静为动。作者写水,不写其涓涓细流,却突出水波冲击岩石的迂回激荡,使溪水富有动势。描写竹树,不表现其枝繁叶茂,却写其浓荫相叠,营造出色彩光亮的幽暗感。作者把这些充满动感而又奇峭的景物融为一体,赋予环境鲜明的特征:宁静而有生气,和美又觉幽渺。使自然的清幽奇巧充分展现于峻洁清疏的文字之中。
此文又因作者感情的流注而别具韵味。作者对右溪不仅作了观赏性的描绘,还进一步为其久不为人重视的遭遇而慨叹不已。此景无论置于山野或是都邑都会受到青睐,在这里却遭受冷遇。作者以为与此景相称的人物当是“逸民退士”或清心静欲者,这是作者对右溪美景特有的体悟,它与上文的描写文字相辅相成,突出景色清幽宁静的特征。与作者的慨叹相呼应的,是其自我形象的出现。此景无人赏爱,唯独他怅然徘徊流连。这一略觉寂寞而沉郁的意态,与环境气氛相应和,作者形象和客观景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透着淡淡的怅意而带有幽幽的美感的图画。
这篇文章的优美,还源于句式结构和所写之景的有机结合。文中写景皆为四字句,作者在组合语句时,采用一物一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图景。石、水、竹木,分别以“欹嵌盘曲”“洄悬激注”“垂阴相荫”等节律明快的四言短句,使句式与景物的动态动势极为吻合,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性。
作者元结以右溪无人赏识、任使芜秽的遭际,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慨叹,明显地流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元结疏通右溪,建造亭宇,种上象征高洁的松桂和香草,这表现出他对美的追求,更反映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天然的性格。文章借右溪无人赏爱,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前半部分集中写景,后半部分偏重议论抒情,景为情设,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形神具备,是一篇独立的游记。因此,《右溪记》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蕴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
元结在《右溪记》中的感慨和不平虽不及柳宗元山水游记所流露的那样强烈,但元结笔下的右溪泉石,与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钴姆小丘、小石城山,实际运用的是同一种笔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引清吴先生的话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
《右溪记》文笔简练,开头即以清丽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怪石嶙峋、泉佳林幽的右溪美景。文章虽短,却用了多种表达方式。写溪,突出其小;写石,突出其怪;写水,突出其湍急、清激;写木竹,突出其“垂阴”。正面写溪、写水,又通过写石、写树竹从侧面烘托溪水。这一层重在描写。第二层写由小溪引起的感慨,以议论为主,兼以抒情,将作者隐士的襟怀与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感表现俱足,使写景的志趣得以体现。写对小溪的修葺和美化,用的是记叙手法,而命名和刻石的来由则用诠释说明的方法。各种表达手法综合运用,达到了高度统一。
用“洛阳正值芳菲节”开头,一下子就把读者带进了离人所的满城春色的地方。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又用“秾艳清香相间发”来进一步渲染“芳菲节”,使洛阳的春色变得更为具体可感。“秾艳”一句不仅使人想见花木繁盛、姹紫嫣红的景象,而且还使人仿佛感受到了阵阵春风吹送过来的阵阵花香。接下去两句“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既是写景,又已暗含眷恋送别者的感情。“游丝”是蜘蛛所吐的丝,春天飘荡空中,随处可见。庾信的《春赋》就曾用“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来点染春景。游丝和垂柳原是无情之物,但惜别者眼中,它们却仿佛变得有情了。这里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说游丝苦苦地缠绕着人不让离去,又埋怨杨柳怎么没来由地争着把人送走,即景抒情,把笔锋转入抒写别离。
下片继续写旅途的春光和离愁,使人感到春色无边无际,愁思也无边无际,始终苦恼着离人。作者只写旅途一瞥,用富有特征的形象描绘产生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是全词传神之笔。上句描写旅途中的春山:只见山口处有红杏傍路而开,而红艳艳的杏花林遮住了一大片青山。下句写那位离人的活动:他绕山而行,群山连绵,路途遥远,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中途停宿有杏花开放的驿舍里。这儿人烟稀少,和繁华的洛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感到寂寞,他夜不成眠,望月思人,终于迸发出了“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的叹息,使作品所要抒发的感情喷薄而出。词至此戛然而止。
上片写洛阳春季花柳盛开的洛阳这之春,并以柳丝萦牵喻难舍之情。离别的时候正值花草芳香的洛阳之春,浓艳的、清香的,相继开花争妍。接下来写忍离别之情。词人拈出两个象征依恋和离别的意向,“游丝”、“垂柳”,并赋予它们以人的情思,用一“苦”一“争”,写离别之人对洛阳及送行者依依不舍的深情。
下片设想离开洛阳所经之处的风景及旅途之状,进一步渲染离情。“杏花”二句为远望所见之景,放眼望去,离开洛阳要经过的青山缺口之处,红杏似火,一路行人或行或歇。词人也即将加入这行人的队伍,他不由得想象着离开满是好友和知交的洛阳后的寂寞旅程,那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呢?一路之上,又会有谁相随呢?陪伴自己的,恐怕只有寂寥孤馆的那一轮明月吧。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