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的上片，表明作者对在南郑时期的一段从军生活，是这样的珍视而回味着。他想到在那辽阔的河滩上，峥嵘的古垒边，手缚猛虎，臂挥健鹰，是多么惊人的场景！这些令作者如此振奋而又如此爽快，因此在陆游的诗作里，时常提到，《书事》诗说：“云埋废苑呼鹰处。”《忽忽》诗：“呼鹰汉庙秋。”《怀昔》诗：“昔者戍梁益，寝饭鞍马间，……挺剑剌乳虎，血溅貂裘殷。”《三山杜门作歌》诗：“南沮水边秋射虎。”写的都是在南郑从军时的生活。同时他又想到晚归野帐，悲笳声里，雪花乱舞，兴醋落笔，写下了龙蛇飞动的字幅和气壮河山的诗篇，作者不断涌动的激情令其兴致大发，豪迈之感也就变成了笔下的淋漓沈雄。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啦。可是卷地狂飙，突然吹破了词人壮美的梦境。成都之行，无疑是将作者心中熊熊燃烧的抗金意愿置于“无实现之日”的冷宫之中，遂有了自己的文才武略，何补时艰的深深感慨？“人误许”三字，不是谦词，而是对当时朝廷压抑主战派、埋没人才的愤怒控诉。
下片跟上片形成鲜明的对照。在繁华的成都，药市灯山，百花如锦，有人在那里沉醉。可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在词人的心眼里，锦城歌管，只能换来樽前的流涕了。“何事又作南来”一问，蕴藏着多少悲愤在内！可见，词人面对这些所谓的城市文明不禁更是心酪。这里的人们都已忘记了故土还在异族手里，往日的雄壮战场场面已被面前的一切所取代。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作者并不只是埋头于悲愤之中，而是作出了坚定的回答：“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陆游大量诗篇里反复强调的人定胜天思想，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体现。心中犹存着重上抗金前线，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君记取、封候事在”，心中的爱国之志涌现在了读者面前。这里表明了词人的意志，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消沉，而是更坚定了。
此词的艺术特色，总体上用对比的手法，以南郑的过去对比成都的现在，以才气超然对比流涕尊前，表面是现在为主过去是宾，精神上却是过去是主现在是宾。中间又善于用反笔钩锁等写法，“人误许”“功名不信由天”两个反笔分别作上下片的收束，显得有千钧之力。“诗情将略”分别钩住前七句的两个内容，“闻歌”钩住“药市、灯山”四句，“感旧”钩住上片。在渲染气氛，运用语言方面，上片选择最惊人的场面，出之以淋漓沉雄的大笔，下片选择成都地方典型的事物，出之以婉约的格调，最后又一笔振起，因此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以激昂的格调、振奋的言辞，从而使全词的思想感情走向最高潮，深深地感染了读者。词笔刚柔相济，结构波澜起伏，格调高下抑扬，从而使通篇迸发出爱国主义精神的火花，并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