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以“梅”为题，写出了怅惘孤寂的幽愁。上阕写景之胜，下阕写愁之绝。

　　起首二句先写天气转变之佳：傍晚，天晴了，风歇了，春寒料峭的威力，有所折损。用一“折”字，益见原来春寒之厉，此刻春暖之和。紧接“晚晴风歇”，展示了一幅用淡墨素彩勾画的绝妙画面。“脉脉”，是含情的样子。“花疏”，点出梅花之开。以“脉脉”加诸“花疏天淡”之上，就使人感到不仅那脉脉含情的梅花，就连安详淡远天空也仿佛在向人致意呢。“天淡”是静态，接“云来去”成为动态，更见“晚晴风歇”之后，气清云闲之美。“花疏”与“天淡”相谐，既描写了“天”之“淡”，所以末一句“数枝雪”，又形象地勾画了“梅”之“疏”。如此精心点笔，使景物生动地立于眼前，也就不是泛泛而说了。可见词人缀字的针线是十分细密的；而其妙处在天然浑成，能够运密入疏。

　　下阕“胜绝”是对上阕的概括。景物美极了，而“愁亦绝”。“绝”字重叠，就更突出了景物美人更愁这层意思。如果说原来春寒料峭，馀寒犹厉，景象的凄冷萧疏，与人物心情之暗淡愁苦是一致的话，那么，景物之极美，与人之极愁，情景就似乎很不相阔了。

　　其实这种“不一致”，正是词人匠心独运之所在。“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以景色之优美，反衬人之孤寂，不一致中就有了一致，两个所指相反的“绝”字，在这里却表现了矛盾的统一。至于词中主人公景愈美而愁愈甚的原因，“此情谁共说”。无处诉说，这就衬出了悲愁的深度。结尾三句，又通过景物的映衬写出了人之情。雁有两行，反衬人之寂寞孤独；雁行之低，写鸿雁将要归宿，而所怀之人此时仍飘零异乡未归。唯有低飞之雁才能看见春夜倚楼之人。鸿雁可以传书，则此情可以托其诉说者，也只有这两行低雁了。下片所写之景，有雁，有楼，有月，从时间上来说，比上片已经迟了；但是，从境界上来说，与上片淡淡的云，疏疏的梅，恰好构成了一幅完整和谐的画面，与画楼中之人以及其孤寂独处的心情正复融为一体，从而把怀人的感情形象化了。越是写得含蓄委婉，就越使人感到其感情的深沉和执着。以淡景写浓愁，以良宵反衬孤寂无侣的惆怅，运密入疏，寓浓于淡，这种艺术手法是颇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