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目特别,《诗经》大多是取首句语词为题,有的虽不是首句,但亦是诗中的语词,而“常武”一词不见于该诗,故说诗者议论纷纭。《毛诗序》谓其意是“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朱熹《诗序辨说》申此说“盖有二义:有常德以立武则可,以武为常则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对此,姚际恒《诗经通论》驳道:“诗中极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腐儒之见明矣。”王质《诗总闻》谓“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常武”是乐名,他说:“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近人或以为古常、尚通用,“常武”即尚武,与诗旨正合。
此诗赞美周宣王率兵亲征徐国,平定叛乱,取得重大的胜利。诗人的叙述基本按照事件的发展:首章写宣王委任将帅并部署战备任务;第二章通过尹氏向程伯休父下达作战计划。这两章着重记述史实,一一交代重要人物,虽然极为简括,但却把形势、任务、目标乃至进军路线都说清楚了。这自然是最高统帅宣王的杰作,诗人以最简洁的笔法,表现了宣王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气魄与指挥才能。
第三章写进军。诗人先从“我方”着笔:天子亲征,沉稳从容,战士行军,不紧不慢,充满一种胜券在握的坚定信心。而敌方,在诗人笔下则是另一番景象:徐方阵营骚动、震恐,以致如五雷轰顶,仓皇失措。一镇定,一惊慌,两相对照,显示出王师强大的力量,未战已先声夺人。
第四章写王师进击徐夷。诗人以天怒雷震,比喻周王奋发用武;以猛虎怒吼,比喻官兵勇敢,极力突出王师惊天动地的气势。以此击徐,无异泰山压顶,自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王师迅疾深入淮河腹地,切断了徐淮的联系,还俘获了大批叛军,进而扎营于此,为剿灭敌人作准备。全章八句,前用比,后用赋,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进军的形势,充分显示出王师的压倒优势。第五章写王师的无比声威。诗人满怀激情,借助精巧选词,串联比喻、排句,饱蘸笔墨,歌唱王师。这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
第六章写王师凯旋,归功天子。诗人先颂扬天子计谋允当,再说胜利是“天子之功”,然后写到王下令“还归”,叙述次第井然。“王曰还归”回应篇首“王命卿士”,一反映今日胜利的踌躇满志;一表现昔日大敌当前的凝重心境,前后鲜明对照,首尾相连,结构完善。此章造句颇奇特,双句、单句“徐方”二字交替使用,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徐方’二字回环互用,奇绝快绝!”诗人反覆提出“徐方”,正见出对这次平徐胜利的特别重视与喜悦。徐为淮夷大国,屡与朝廷抗衡,今已降服来朝,自然极为可喜可贺,要津津乐道;同时又是天子亲征,诗人怎能不张大其功,宣扬徐方“既来”、“既同”、“来庭”、“不回”。可见连用四个“徐方”既是内容使然,又是抒情志感的需要,并非故意造奇。
中国古代叙事诗不很发达,但如《大雅·常武》一诗,尽管在细节的叙述上精详远不及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却也神完气足,其叙事虚写与实写的巧妙结合,尤为一大特色,从诗歌艺术上说,即使与古希腊罗马史诗相比,似也不遑多让。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此诗写龙兴寺环境清凉寂静,寺内的僧人善良勤勉,日夜为香客祈福,对佛法的钻研很勤奋。诗人具体通过“灯明方丈室”、“青莲喻法微”来点明。作为辅助,诗人用了“珠系比丘衣”、“白日明心净”两个句子,逻辑上很严密。为了展现龙兴寺环境的优美,诗人用到了对比这种常见的修辞方法。殿内是低低的诵经声,殿外却有山禽自由来去。俗话里常用“门可罗雀”形容人家的偏僻冷清,这里诗人就用“处处鸟衔飞 ”来写照寺内庭园中的清静。佛门之内不得喧哗吵闹是常理,用易于明白的修辞来表现其实也显露了诗人的修养,这样写寺庙是很妥当的。当然如果这里把“处处鸟衔飞 ”理解成是与僧人心静之态做对比,更突出了龙兴寺和尚的修为,也是可以的。
有寺无僧不成灵静,有僧无寺不成雅意。龙兴寺既有古刹的风貌,又有修行高深的僧侣,所以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为七夕,是写与友人陈令举在七夕夜分别之事。
上片落笔先写陈令举之风度,他高情云渺,如侯家人于缑氏山头的王子晋在风箫声声的新月之夜,没有望到家人,自己便飘然而去。与友人在七夕夜分别,词人自然想到牛郎织女,但陈令举不像他们那样痴心于儿女之情。
下片想象友人乘坐的船只来到银河之中,当他回到人间时,就挟带着天上的天风海雨。接着他评价二人的友谊能够相逢共一醉,那是前世有缘,当天风海雨飘飘散去之后,友人也将随风飘去。
写送别,一般人都会徒增伤感,而词人却是豪气纵横,驰骋想象,遨游天界银河,如陆游所说“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一般写七夕银河,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之类的柔情凄景,而词人笔下那天风海雨之势,正显露了他不凡的气魄与胸襟,这种逼人的天风海雨,便是他豪放词风形象性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