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起手颇奇,在律诗中运用顶针重叠的手法,前两句中两个“北”字前后勾连重复,营造出浓烈的“哀”气。既有以客观写主观的“边马”之哀,更有“驱马”人内心的“哀”,一笔两到,领起全篇。
紧接着“苍茫远山口,豁达胡天开”一联,借用上联的意象写“驱马”前行,“北风”呼啸,征途更为苦寒,将“哀”意更进一层。
“五将已深入,前军止半回”一联,由前两联写自然、个人之“哀”,突转为悼唐军惨烈大败之“哀”,将“哀”字赋予更为深广之社会内容,“哀”士卒,“哀”国家,“哀”用非其人。
尾联再照应首联“哀”字,在前文“北风”、“边马”、路遥、苦寒、唐军惨败等边景、边事、边情之记叙中,以“长剑独归来”的形象描写,将诗人自身“不得意”的情渲染得无以复加,抒发了诗人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
全诗极富塞外特色,真实感人,不论是对胡地景色的观察,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都深深打上诗人塞外生活的烙印。先写南行出发时悲寂的的景象,继而刻画塞外独特的风光,有近有远,形象生动;随后旷远的景象又触发了诗人对时局的深深思索,当收回眼光回到现实中时,诗人更感悲愤莫名,感慨自己壮志未酬,报国无门。全诗言辞悲壮、苍凉,将诗人自身哀伤的感情渲染的无以复加。
这首词中,“门外绿阴千顷,两两黄鹂相应”,过去有人将此句解释成词人先醒过来看到千顷绿荫,再听到树间黄鹂娇声啼鸣,两两应和。今天的学者认为这种解释不够精准。从后一句“睡起不胜情”来看,词人应是先在睡梦中闻鸟声,被黄鹂的啾啾鸣啼惊醒,随后才向门外张望,看见绿荫绵延的景象。之所以“不胜情”,是因为他被双鸟和鸣的声音惊醒,随后惊觉自己的孤寂,为了排遣忧怀,他走出门去,“行到碧梧金井”。
“碧梧”和“金井”是庭院中的景物,梧桐尚是碧绿的,这一描写呼应上句的“绿阴”。整个庭院中,除了黄鹂的啁啾,再无半点声响,词人虽漫步至碧梧之下、金井之畔,却只感觉到“人静,人静”,周身的环境已是一片幽寂,更兼身边无人,故日“人静”,这就越发突显出词人的孤独。
在一片寂静中,词人正黯然神伤,忽然“风动一庭花影”,更觉此情备幽,难以自胜。词人先叹“人静”,再见“风动花影”,以为是有人到来,细看却发现不是。所谓的“风动一庭花影”,是用以动衬静的手法,鲜明地表现出词人在幽寂的环境中“睡起不胜情”的愁情思绪。
这首词写静境极有韵味:门外千顷绿阴中只有黄鹂相应之声;碧梧金井畔只有风弄花影。而这些都是闺中人睡起后步出庭院时的所见所闻,背后透露出的是闺中人轻微的寂寞之感。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