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要津津乐道于人家的短处,不要夸耀自己的长处。
施恩于人不要再想,接受别人的恩惠千万不要忘记。
世俗的荣誉不值得羡慕,只要把仁爱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就行了。
审度是否合乎仁而后行动,别人的诽谤议论对自己又有何妨害?
不要使自己的名声超过实际,守之以愚是圣人所赞赏的。
洁白的品质,即使遇到黑色的浸染也不改变颜色,才是宝贵的。表面上暗淡无光,而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
柔弱是生存的根本,因此老子力戒逞强好胜,刚强者必死。
浅陋固执刚直,小人却以此为美德而坚持。君子悠悠,内敛而不锋芒毕露,别人就难以估摸透啊!
君子要慎言,节饮食,知足不辱,故能去除不祥。
如果持久地实行它,久而久之,自会芳香四溢。
注释
施:施舍。
世誉:世俗的荣誉。
纪纲:法度。
隐心:估量。
庸:岂,哪里。
守愚:守拙。
臧:褒奖。
涅:一种矿物,古代用作黑色染料。
淄:黑色;变为黑色。
暧暧:光线不够明亮的样子。
硁硁:执著,形容浅薄固执。《论语》:“子曰:硁硁然小人哉。”
介:坚固。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曾有打车吕延济题注说崔瑗的兄长崔璋被别人杀了,崔瑗就手刃他的仇敌,然后逃命,被赦免才得以逃脱。于是作此铭来警醒自己,又因为经常放在座位右边,于是叫做座右铭。
这首词的上片,写征人在驿馆中听到远处传来的戍鼓声和厩内马鸣,起来看到满地寒霜,突起思乡之念,想起了出门时和妻子分别时也正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日邮亭天气”似从韦庄《女冠子》的“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化来,当然也是写爱情的。“戍鼓”和“厩马”联想到长途劳顿,“霜”的肃杀之气和“满地”的无所遁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是以感发的意象取胜的话,那么下片就走向理性的思索。不过王国维能够做到在理性思索之中仍不失感发的力量。
“北征车彻,南征归梦”是说,我的人在向北方走,我的心却在向南方走,因为我所思念的那个伊留在南方。相反的方向,“车辙”和“归梦”是现实与愿望的反差。所以这两句所表现的,是一种理智与感情、现实与愿望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难以解决的。“调停无计”已经是无可奈何,“知是”更有一种清醒的疼痛。作者悲欢的加上一句“但除却无凭两字”,无凭就是人生的绝对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无凭”这个概念是永恒的。作者想以“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的语态来表达空空的境界。
此词上片写自己在月夜凭栏远望,思念友人,希望友人早日归来。在思念中微蕴年华凋零的身世之感。白衣朱栏,色彩明艳,形象鲜明。细品这词,颇有意味,善于用典的纳兰,仍旧在短词之中,巧妙化用了前人的语句。词中上片的首句就是取白明代王彦泓的《寒词》十六之一,文曰:“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栏干。”
下片借以大雁这一意象来抒发苦等书信的一味相思。大雁有典,取自《汉书·苏武传》。因而有了鸿雁传书一说,大雁这个意象也在诗歌中蔓延起来。文人写雁,用以表达思乡怀人的情思。最后,末句引用宋时晏几道《采桑子》:“秋来更觉销魂苦,小字还稀。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旧时。”秋来销魂之苦,苦之深,思之切,叫人乱了心绪,坐想行思,怎也无法躲避开这纷乱的回忆,对故人的相思。怎得想看似旧时,怀念过去之人深切苦楚,可如何能回到旧时的时光,不再为这时光渐远而伤怀叹息?恐怕时光的脚步还是听不见他心底恰似痴狂的呐喊,无法让他如愿穿梭回到过去。
“一味相思”是这首词主旨,全词围绕此句展开二词平语浅,文不甚深,但是行文流美深婉,刻画细腻。
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小说《西游记》第八回中,如来佛祖唤聚诸佛,开设“孟兰盆会”,这首《苏武慢》就写在这一章节的开篇之处。
这首词的上片前面六句,从反面入手,描述了多少参禅求道的人,痴迷于无法办到的事情中,到最终也是一事无成。再接着的五句,是正向表述了佛法无边,佛法的神通广大。但是只有真觉悟了才能达到佛法的最高的境界,才能够脱离掉六道轮回之苦。
词的下片反复渲染了想要达到佛家的最高境界,是必需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千辛万苦,云深雾锁,冰崖千丈。但真的又有谁能够听得到杜鹃的呜叫,寻找到佛祖的身影呢。只有披艰历险,溯源探流,才能够窥见到佛祖的光芒。
这首词摆脱了佛理诗词的抽象空洞的议论,而是通过意象、比喻和对比等手法,表述了参禅求道的感悟,因此较有韵味。